——讀《黨史札記二集》

這個題目，是從葛兆光先生近著《思想史的寫法》套用過來的。葛著討論的並不是思想史的寫作技巧，而是有關中國思想史或哲學史研究的一些重大理論和方法問題。龔育之同志的《黨史札記二集》（以下簡稱《札記二集》），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作者研究黨史的理念、視野和方法。這些理念、視野和方法，主要不形諸文字而浸潤在文字之中，是一種“在無畫處看出畫圖，于尋常間顯出奇異”的意境。所以，我便借用了葛著的書名。

《札記二集》是龔育之同志的第二部黨史札記的集子。我是把這部集子（連同他的第一部集子）作為一部黨史來讀的。在國內，黨史著述有通史類、斷代類和專題類各種樣式，可不可以還有其他的樣式，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黨史上的學術問題都應當百家爭鳴，黨史著述的樣式不是也可以百花齊放嗎？以札記的形式來寫黨史，就是一種新的黨史著述的樣式。黨史上的重大問題、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活動，同樣可以通過札記這種著述樣式來論述、回顧和記敘。黨史札記陸續發表後，引起黨史界內外的關注和好評，比起那些人們熟知的黨史著述樣式更受讀者歡迎。這説明，札記這種新鮮的黨史著述的樣式得到了社會認可，也説明，黨史著述的樣式是有創新的空間和必要的。

作者説過，札記這種體裁比較輕便，不拘形式，可以闡述自己的觀點，可以引用適當的史料，還可以夾進一些個人親歷親聞的回憶。（《黨史札記》書尾碼語）這些長處，是一般的黨史著述不大具備的。《札記二集》裏的《憶往：讀毛與編毛》、《聽毛澤東談哲學》、《一件歷史公案和新的研究起點》、《在小平同志指導下編鄧選》、《彭真同志與北大社教》、《讀〈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幾篇，都在敘述重大歷史事件時，夾進了作者本人的親歷親聞；至於有關人物的一些篇目，如《傅鷹老師二三事》、《“故人長憶亦長磋”——悼黨史學家鄭惠老友》、《我的第二個上級——懷念秦川同志》、《兩件事憶沙洪》、《〈周揚集外集〉序》等更是作者的回憶。札記諸篇因此而生動可讀，有一種讓人不忍釋卷的閱讀魅力。

話説回來，《札記二集》（連同《黨史札記》）的特點，並不只是寫了作者本人的親歷親聞。一個更值得圈點的長處，是這些札記展現出來的視野。黨史上的重大問題、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活動，是黨史研究的對象。但僅僅反映這些，並不是對歷史全貌的還原，因為歷史的外延本來就是豐富的多層次的。單論人物，不少黨史著述多注意高層人物，多注意政治人物，而忽略了其他層次的人物，忽略了經濟建設人物、文教科技人物。《札記二集》則不然，所寫既有高層人物、政治人物，如毛澤東、鄧小平、彭真、薄一波、周揚、胡喬木、李一氓、胡繩，也有其他層次、其他領域的人物，如陳翰笙、秦川、傅鷹、林徽因、鄭慧、沙洪、張澤石。這些人物在歷史上所處的地位不一，但是他們迥異的經歷同樣是這個歷史進程的一部分，可以從不同角度折射歷史。寫這些人物，能夠多層次地反映歷史的真實，豐富歷史著述的內容。這不僅是作者的潛意識，更是作者的自覺。作者認為，寫黨史人物的範圍還是放寬一點為好，共産黨人修史，不能只看到大官名人，還得看到人民群眾。作者還主張，那些重要的影響大的或者犯過錯誤或者有過爭議的人物，那些在歷史上被錯殺、冤死的人物，那些普通人物，也應當作為黨史研究的對象，黨史研究者應當讀、應當寫他們各种經歷的書。（《札記二集》之《在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上的發言》篇）《札記二集》寫出親歷親聞的歷史，是因為作者有自己獨特的經歷，這是一般黨史研究者無法效倣的。但是《札記二集》這種開闊的研究視野，對研究者卻是應該有所啟發的。

讀《札記二集》同讀《黨史札記》一樣，還有一個很深的感受，就是諸篇札記娓娓道來的敘述風格。與一些讀者交流，許多人都有這個感受。這固然同作者的文字風格有關，但細想，又不只是文字風格使然。作者對黨史的研究，始終持論從史出、平和説理的態度或曰方法，全無那種簡單從概念、結論出發的強詞奪理，全無某些學術權威的盛氣淩人。對事件，對人物，這些札記從背景到細節，都置於當時的歷史情境之中來考察，盡可能還原歷史，從史實中提煉觀點。《毛澤東與八大黨章的兩個特點》一篇，闡述的是作者的兩個觀點，全篇用豐富的史料來説話，有文獻，有口述，有專著，不足萬字的文章有三十二個註釋。直到這些札記結集時，作者看到了新材料，還在後記裏補充進去。讀者可以從中了解，在黨內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的來龍和去脈，在八大黨章中沒有寫“毛澤東思想”的背景和由來，特別是了解毛澤東本人同這兩件事情的關係。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不少。從豐富的史料敘述中，作者所作的理性思考便有了紮實的史實基礎。正如作者自己説的，札記的觀點是力求持之有據，言之成理，合乎歷史實際的。（《黨史札記》書尾碼語）本著這樣的態度或方法，札記的觀點就有了説服力，札記自然耐讀。

《札記二集》（連同《黨史札記》）給讀者提供了許多歷史知識和啟示，但並不等於説這些札記的觀點就是定論，不能爭鳴。作者就説過，札記中的觀點，別人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這是學者的胸懷，學術研究應該形成這樣的良性氛圍。我也是這樣看的。比如關於真理標準問題文章加上“唯一” 二字的問題（《札記二集》之《怎樣看待理論創新》篇），札記對史料的考證是準確的，真理標準問題那篇文章的確不是最早提“唯一”二字的，當然也就算不上是理論創造。札記寫道，那篇文章振聾發聵的意義，在於它的現實的針對性，政治的和理論的針對性。這個評價是深刻的。不過，儘管不是最早，但在“兩個凡是”方針的束縛之下，在個人崇拜依舊盛行的情勢下，加不加“唯一”二字，意義還是很不一樣的。有了“唯一”二字，才更加鮮明地強調了實踐的標準，突破了本本的標準、“語錄”的標準，表現出理論上的徹底和政治上的勇氣。記得那年進大學，正值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方興未艾，同學之間你爭我辯，臉紅脖子粗，討論得最多的還就是“唯一”這兩個字。強調那篇文章的現實的針對性、政治的和理論的針對性，同時也肯定加上“唯一”二字的意義（當然不是強調它的理論創新意義），評價是不是更全面一些呢？

近幾年，聽説不時有人建議龔育之同志寫個人的回憶錄。我想，那一定會是一部很有分量、耐人尋味的回憶錄。但人們讀到的，是五年來他陸陸續續發表的黨史札記，這些札記有些篇目包含了他本人的所歷、所見、所聞、所感。這是不是他對前述建議的一個回應？不管是不是，讀者都一定會期待龔育之同志的像黨史札記這樣的作品繼續問世。毫無疑問，這也是我這個普通黨史教研人員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