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黨史札記二集》
這個題目,是從葛兆光先生近著《思想史的寫法》套用過來的。葛著討論的並不是思想史的寫作技巧,而是有關中國思想史或哲學史研究的一些重大理論和方法問題。龔育之同志的《黨史札記二集》(以下簡稱《札記二集》),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作者研究黨史的理念、視野和方法。這些理念、視野和方法,主要不形諸文字而浸潤在文字之中,是一種“在無畫處看出畫圖,于尋常間顯出奇異”的意境。所以,我便借用了葛著的書名。
《札記二集》是龔育之同志的第二部黨史札記的集子。我是把這部集子(連同他的第一部集子)作為一部黨史來讀的。在國內,黨史著述有通史類、斷代類和專題類各種樣式,可不可以還有其他的樣式,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黨史上的學術問題都應當百家爭鳴,黨史著述的樣式不是也可以百花齊放嗎?以札記的形式來寫黨史,就是一種新的黨史著述的樣式。黨史上的重大問題、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活動,同樣可以通過札記這種著述樣式來論述、回顧和記敘。黨史札記陸續發表後,引起黨史界內外的關注和好評,比起那些人們熟知的黨史著述樣式更受讀者歡迎。這説明,札記這種新鮮的黨史著述的樣式得到了社會認可,也説明,黨史著述的樣式是有創新的空間和必要的。
作者説過,札記這種體裁比較輕便,不拘形式,可以闡述自己的觀點,可以引用適當的史料,還可以夾進一些個人親歷親聞的回憶。(《黨史札記》書尾碼語)這些長處,是一般的黨史著述不大具備的。《札記二集》裏的《憶往:讀毛與編毛》、《聽毛澤東談哲學》、《一件歷史公案和新的研究起點》、《在小平同志指導下編鄧選》、《彭真同志與北大社教》、《讀〈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幾篇,都在敘述重大歷史事件時,夾進了作者本人的親歷親聞;至於有關人物的一些篇目,如《傅鷹老師二三事》、《“故人長憶亦長磋”——悼黨史學家鄭惠老友》、《我的第二個上級——懷念秦川同志》、《兩件事憶沙洪》、《〈周揚集外集〉序》等更是作者的回憶。札記諸篇因此而生動可讀,有一種讓人不忍釋卷的閱讀魅力。
話説回來,《札記二集》(連同《黨史札記》)的特點,並不只是寫了作者本人的親歷親聞。一個更值得圈點的長處,是這些札記展現出來的視野。黨史上的重大問題、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活動,是黨史研究的對象。但僅僅反映這些,並不是對歷史全貌的還原,因為歷史的外延本來就是豐富的多層次的。單論人物,不少黨史著述多注意高層人物,多注意政治人物,而忽略了其他層次的人物,忽略了經濟建設人物、文教科技人物。《札記二集》則不然,所寫既有高層人物、政治人物,如毛澤東、鄧小平、彭真、薄一波、周揚、胡喬木、李一氓、胡繩,也有其他層次、其他領域的人物,如陳翰笙、秦川、傅鷹、林徽因、鄭慧、沙洪、張澤石。這些人物在歷史上所處的地位不一,但是他們迥異的經歷同樣是這個歷史進程的一部分,可以從不同角度折射歷史。寫這些人物,能夠多層次地反映歷史的真實,豐富歷史著述的內容。這不僅是作者的潛意識,更是作者的自覺。作者認為,寫黨史人物的範圍還是放寬一點為好,共産黨人修史,不能只看到大官名人,還得看到人民群眾。作者還主張,那些重要的影響大的或者犯過錯誤或者有過爭議的人物,那些在歷史上被錯殺、冤死的人物,那些普通人物,也應當作為黨史研究的對象,黨史研究者應當讀、應當寫他們各种經歷的書。(《札記二集》之《在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上的發言》篇)《札記二集》寫出親歷親聞的歷史,是因為作者有自己獨特的經歷,這是一般黨史研究者無法效倣的。但是《札記二集》這種開闊的研究視野,對研究者卻是應該有所啟發的。
讀《札記二集》同讀《黨史札記》一樣,還有一個很深的感受,就是諸篇札記娓娓道來的敘述風格。與一些讀者交流,許多人都有這個感受。這固然同作者的文字風格有關,但細想,又不只是文字風格使然。作者對黨史的研究,始終持論從史出、平和説理的態度或曰方法,全無那種簡單從概念、結論出發的強詞奪理,全無某些學術權威的盛氣淩人。對事件,對人物,這些札記從背景到細節,都置於當時的歷史情境之中來考察,盡可能還原歷史,從史實中提煉觀點。《毛澤東與八大黨章的兩個特點》一篇,闡述的是作者的兩個觀點,全篇用豐富的史料來説話,有文獻,有口述,有專著,不足萬字的文章有三十二個註釋。直到這些札記結集時,作者看到了新材料,還在後記裏補充進去。讀者可以從中了解,在黨內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的來龍和去脈,在八大黨章中沒有寫“毛澤東思想”的背景和由來,特別是了解毛澤東本人同這兩件事情的關係。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不少。從豐富的史料敘述中,作者所作的理性思考便有了紮實的史實基礎。正如作者自己説的,札記的觀點是力求持之有據,言之成理,合乎歷史實際的。(《黨史札記》書尾碼語)本著這樣的態度或方法,札記的觀點就有了説服力,札記自然耐讀。
《札記二集》(連同《黨史札記》)給讀者提供了許多歷史知識和啟示,但並不等於説這些札記的觀點就是定論,不能爭鳴。作者就説過,札記中的觀點,別人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這是學者的胸懷,學術研究應該形成這樣的良性氛圍。我也是這樣看的。比如關於真理標準問題文章加上“唯一” 二字的問題(《札記二集》之《怎樣看待理論創新》篇),札記對史料的考證是準確的,真理標準問題那篇文章的確不是最早提“唯一”二字的,當然也就算不上是理論創造。札記寫道,那篇文章振聾發聵的意義,在於它的現實的針對性,政治的和理論的針對性。這個評價是深刻的。不過,儘管不是最早,但在“兩個凡是”方針的束縛之下,在個人崇拜依舊盛行的情勢下,加不加“唯一”二字,意義還是很不一樣的。有了“唯一”二字,才更加鮮明地強調了實踐的標準,突破了本本的標準、“語錄”的標準,表現出理論上的徹底和政治上的勇氣。記得那年進大學,正值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方興未艾,同學之間你爭我辯,臉紅脖子粗,討論得最多的還就是“唯一”這兩個字。強調那篇文章的現實的針對性、政治的和理論的針對性,同時也肯定加上“唯一”二字的意義(當然不是強調它的理論創新意義),評價是不是更全面一些呢?
近幾年,聽説不時有人建議龔育之同志寫個人的回憶錄。我想,那一定會是一部很有分量、耐人尋味的回憶錄。但人們讀到的,是五年來他陸陸續續發表的黨史札記,這些札記有些篇目包含了他本人的所歷、所見、所聞、所感。這是不是他對前述建議的一個回應?不管是不是,讀者都一定會期待龔育之同志的像黨史札記這樣的作品繼續問世。毫無疑問,這也是我這個普通黨史教研人員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