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已將近5年，“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向世人展示了可喜的風貌，為祖國統一進程提供了可貴的啟示。
澳門回歸前夕各國傳媒雲集濠江，採訪中令他們驚訝的是，幾乎沒有聽到反對回歸的聲音。澳門同胞盼回歸、迎回歸、慶回歸的動人情景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是“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影響力使然，還是澳門同胞愛國愛澳的優良傳統使然？這兩者固然都是重要的原因所在，但是，難道長期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43萬澳門市民對回歸後的前景沒有擔憂？筆者認為，其中更直接的原因還在於市民們對澳葡政府的管治效能失去信心。回歸前的澳門，經濟連續4年負增長，失業率不斷上升；治安形勢惡化，使以旅遊業為龍頭的澳門經濟雪上加霜；法制不完備，政府效率低下，百姓怨聲載道；公務員素質參差，高層官員本地化斷層，增加了政權順利交接的難度等等。因此，澳門同胞普遍地盼望回歸，萬人空巷迎接回歸，盼望回歸將他們帶出困境，迎來澳門歷史新的一頁。
回歸後的澳門確實不負澳門民眾的企盼，近5年來，澳門發生了可喜的變化，“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得到落實；中央政府恪守“一國兩制”方針，尊重澳門的高度自治，不干預澳門地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不向澳門徵收一分一毫，不改變澳門原有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馬照跑，舞照跳，賭照開”。社會穩定，秩序井然；以何厚鏵先生為首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澳門同胞四百多年來第一次真正享受到當家作主的權利，澳門還單獨組團參加全國人大、政協，參與國家大事的管理，極大地煥發了主人翁精神；通過選舉産生的特區政府運作順暢。
澳門成功實施“一國兩制”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本地化的管治隊伍戰勝挑戰，回歸後的政權順利運轉
與香港回歸時具備完整政治架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由於歷史原因，澳門回歸後的整個特區管治隊伍幾乎都是新人，如澳門行政長官以及9位主要官員、立法會主席都是回歸後才擔任現職；為適應高度自治的需要，政府的一些重要部門剛剛組建：終審法院、檢察院、審計署是回歸後建立的，海關、警察總局更是2001年才成立。因此，近50個局級部門首長中超過三分之二是回歸前夕或回歸後才被委任的。但是他們全都符合澳門永久性居民的資格。政府領導層本地化，是葡萄牙統治澳門四百多年也沒能實現的目標。這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管治隊伍，能不能使回歸後的政權順利運轉，是一個嚴峻的挑戰。他們以高度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求真務實和勤奮好學的精神，擔負起澳門的管理工作，並在廣大公務員的積極配合下，逐步積累起經驗，對社會實施了有效的管理，行政、立法、司法各機關都按照基本法規劃的藍圖順利運轉，實現了政府架構的平穩過渡，創造了澳門歷史上的奇跡。
2、加強法制建設，健全政府架構，保證了基本法的落實
過渡期末完成的法律本地化任務、與基本法銜接的大量立法工作、原有法律與回歸後不相適應部分的修改與完善、社會整體法治水準不高等等，都是回歸後澳門面臨的艱巨法律任務。這些任務是由過渡期才産生形成的年輕的法律工作者隊伍進行了大量工作完成的。近5年來，由立法會通過的法律文件，行政長官頒發的行政法規，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把基本法的規定細化為澳門的具體法律，為依法治澳，創造了必備條件。
特區政府還根據基本法規定，逐步健全了政府架構，除組建五個司級部門以取代回歸前的七個政務司外，還成立了終審法院、檢察院、審計署、海關、警察總局等部門，重組和調整了一些政府機構，還建立了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基本完成了由“葡人治澳”轉為“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政治體制和行政架構的建構工作。
3、公務員隊伍面貌煥然一新，政府行政效率明顯提高
回歸前的政府部門職能重疊，效率低下，公務員隊伍陋習叢生。回歸後，特區政府推行“穩健發展”的策略，在保持行政機構和公務員隊伍基本穩定的同時，把公務員隊伍的建設和行政改革作為一項長期和重要的工作長抓不懈。特區政府要求公務員樹立“以民為本”、為市民服務的公僕意識，提高行政效率。為此，特區還加強了對公務員的培訓，建立起各部門對市民的服務承諾和投訴處理機制。特區政府廉政公署一改回歸前被市民喻為“無牙老虎”的形象，通過培訓精幹隊伍和加強職權，進行了頗有成效的反貪倡廉、反行政違法的工作，處置了一批公務員中的蛀蟲，糾正了不少行政違法行為。廉政公署還對立法會選舉中的違規情況進行調查，有力阻遏了賄選行為，使特首建立“高效、廉潔、問責”政府的管治理念得以落實。
特區政府始終把培養公務員的政治素質、專業素質和服務精神放在重要位置，並根據不斷成熟的條件推進行政改革，實現政府架構的重組和公務員制度的革新。隨著特區政府施政的深入，公務員隊伍面貌煥然一新，對市民的服務品質進一步改善，政府行政效率明顯提高，從而極大地改善澳門的投資環境，也使澳門民眾提高了實施“一國兩制”的信心。
4、治安、經濟狀況明顯好轉
治安、經濟問題是回歸前遺留下來的兩大社會焦點，也是中央政府極為關注的問題。江湖勢力為爭奪賭場邊緣利益的廝殺，治安當局的失責，曾經使回歸前的澳門成為犯罪者的天堂，成為西方多個國家勸告旅遊者切勿前往的地方，令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的澳門經濟加劇了疲弱趨勢。特區政府面對挑戰，推行“固本培元，穩健發展”施政方針，一方面雷厲風行地強化治安隊伍，撲滅犯罪行為，另一方面積極採取各種措施改善投資環境，整頓市場秩序，對電信等壟斷性行業適度開放，引入競爭。幾年來的實踐證明，特區政府的努力是成功的，回歸第一年已一舉扭轉經濟多年負增長的勢頭，本地生産總值實現增長4.6%，遊客突破900萬人次，達歷史最高記錄，在全球性經濟萎縮，加工業和出口貿易遭遇難題的情況下，澳門經濟仍然呈現相當活力，遊客人數和博彩業收益仍在增長，新註冊的公司和資金都有明顯增加。隨著博彩專營合約一分為三這一重大舉措的落實，以及優化投資環境、減稅和加大公共投資等措施的實施，澳門娛樂業發展迅速，軟硬體均得到很大改善。澳門經濟復蘇後發展勢頭強勁，估計今年本地生産總值增長將超過20%。
尤為澳門市民欣慰的是，回歸後治安形勢已有了明顯好轉。通過強化警員隊伍內部建設，調整職能，通過兩大警務部門的共同努力，有效地遏止了罪案的發生。與回歸前相比，嚴重罪行案件的案發率明顯下降，破案率大為提高，尤其是重大案件的破案率和破案速度頗為令人鼓舞，如2000年2月發生的葡籍律師華年達被綁架案，司警人員僅用5天就破案救出受害者，在國際社會産生了良好影響。2003年3月24日，澳門警察總局接獲線報，破獲澳門歷史上最大宗軍火案，搜出10多支衝鋒槍、自動步槍、手槍及一批炸藥、子彈等，使澳門黑幫受到極大震懾。同年9月24日，在澳門路環島一處山坡發現一批遺棄軍火，估計是在粵港澳警方聯手打擊下，澳門黑幫丟棄的武器。與此同時，司法機關也給予有力配合，加快對刑事案件的審理和結案，對維持社會穩定發揮了重大作用。
5、澳門民眾當家作主、參政議政的政治熱情高漲，形成特區政府施政的堅實基礎
澳門民眾有著優秀的愛國主義傳統，在過渡時期中，他們已通過各個不同界別的愛國社團，積極參與各項過渡時期事務，有力地支援了澳門順利回歸。回歸後，數以百計的社團成為市民與政府間的聯繫橋梁，成為建立和維繫澳人治澳政治體制的重要支撐力量。澳門同胞通過各種渠道，對政府各項重要事務積極表達意見和建議，如對教育制度、衛生醫療制度、公務員制度的改革諮詢，有關澳門經濟發展的重大舉措，都在社會上激起強烈反響，反映了廣大民眾共建澳門的熱情。當回歸初期特區政府專注于內部建構時，對回歸期望值極高的廣大市民並沒有因此而浮躁；1999年5月，警方用8顆催淚彈處理少數人以極端的方式衝擊社會秩序的行為時，媒體齊聲贊同；特區政府雷厲風行打擊刑事犯罪、整肅貪污受賄，民眾搖旗吶喊，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在立法會上，經常聽到的是對政府工作的善意批評和建設性意見。回歸後的立法會選舉，多位候選人參加直選席位的競選，選民踴躍投票，反映了澳門民眾的參政熱情。上述事實表明特區政府施政有著堅實的社會基礎。
6、拓展對外聯繫，加強區域合作，澳門經濟得到快速發展
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大力發展與內地的區域合作和拓展對外聯繫。
回歸後成立的“內地與澳門商貿聯委會”，與國家司法機關簽署了第一個司法協助文件《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就民商事案件互相委託送達司法文書和調取證據的安排》，與國家衛生、教育、體育、文化等部門也建立了密切的聯繫，獲得了國家對澳門相關領域發展的支援。
回歸後，粵澳兩地建立了高層會晤制度，加強了與珠江三角洲的區域合作，與福建、重慶等地的合作關係也有了新的發展。在此基礎上，發展為“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所謂“泛珠三角區域”，包括內地的福建、江西、湖南、廣東、廣西、海南、四川、貴州、雲南九省區，以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簡稱“9+2”。2004年6月，“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舉行並簽署“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協約框架”。這是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新突破，必將進一步提升區域的整體競爭力，推動“泛珠三角”成長為帶動包括港澳在內的全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段，推動澳門經濟的發展和轉型，為澳門的發展帶來新機遇。
此外，回歸以來，澳門特區在保護居民基本權利、發展具有中西交匯的既有特色文化、改善民生、發展經濟等方面，都有明顯的成就。一個穩定、發展、繁榮的澳門，正愈來愈向世人展現其驕人的丰采。正如十六大報告所説：“香港和澳門回歸祖國，豐富了‘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踐。事實證明，‘一國兩制’方針是正確的，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