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學習時報》上開黨史札記專欄，到現在已經五年。前面兩年多的時間裏，以發表在這個專欄的文章為主，加上發表在其他報刊的一些文章，已經結成一個集子，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書名就叫《黨史札記》。此集出版以後，到現在又有兩年多的時間了，發表在這個專欄裏的文章，加上發表在其他報刊上的，又夠出一本集子的份量了。我請韓鋼同志幫我把它們編輯起來，承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美意，繼續在他們那裏出版。這部集子，用個什麼書名呢？
曾經想叫《編毛與編鄧》，因為收到這本集子裏的兩篇文章《憶住：讀毛與編毛》和《在小平同志指導下編鄧選》，引起了較多讀者的關注。但又怕這個書名誤導讀者，以為整本書都是談這兩件事的，只好放棄。別的書名又想不好。魯迅的雜文集子，幾乎是每一本都有一個極具特色的書名。那是文學大師，匠心獨運，不能企望的。但他最後的三本集子，只用了一個書名：《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前兩本是魯迅自己于一九三五年末編定的，後一本是一九三六年魯迅逝世後由許廣平編定的。我既想不好別的書名，就倣照魯迅編《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的先例，稱自己這本集子為《黨史札記二集》吧。
收入二集的屬於黨史方面的文章，時間跨度兩年多，其間卻有兩大紀念活動：毛澤東誕辰一百一十週年和鄧小平誕辰一百週年。我想，一個理論工作者參加這樣的紀念活動，寫點應景式的人云亦云的文章是不行的。那樣還不如不寫。要寫就得認真地寫。
毛一百一十年，我寫了好幾篇文章，其中有兩篇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和心思的。一篇就是前面提到的《憶往：讀毛與編毛》，這是一篇把自己的感情擺進去了的長篇回憶，《新華文摘》幾乎全文轉載，許多朋友都向我提及。還有一篇是《毛澤東與八大黨章的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黨章中關於中央名譽主席的設立，在十六大開過以後，我已經寫過一篇《黨的最高領導層的新老交替》，這次在這篇文章裏再談這段歷史，又引用了新的材料，並且回答了前一篇文章引起的一位作者對民主人士的一點誤解（以為不贊成當時毛澤東不再當國家主席的民主人士是主張終身制，其實他們並非主張終身制，正是他們提出了修改憲法、規定國家主席連任只能再任一屆的建議）。第二個特點，黨章中關於指導思想的提法，即八大黨章中不再提毛澤東思想，這次的敘説介紹了詳細的歷史材料，並且作了理性的歷史思考。
近讀新出版的《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年）》，發現一九七八年中有一條重要材料：
9月30日 審閱中共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送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修改草案》。將《修改草案》第三條中的“中國工會在英明領袖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一語，改為“中國工會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並註明：“根據毛主席的教導，在章程、法律這類性質的文件，以不寫個人為宜，故在第三條作了一點修改。”之後，華國鋒批示：“同意小平同志所提修改意見。
新出版的《鄧小平手跡選》中，也收了這條批示，説明是批在《關於請中央審批工會法修改草案報告》上。但沒有説明針對草案中的什麼問題，沒有説明這段批示的前因和後果，這點，不如《年譜》。
小平同志這段批示，針對的是一種具體情況，論述的卻是一條原則意見。説“根據毛主席的教導”，他是不是想到了毛澤東在修改八大黨章時關於指導思想提法的教導和起草一九五四年憲法時不寫任何個人名字的指示呢？如果我寫《毛澤東與八大黨章的兩個特點》時已經看到小平同志的這條批語，我一定把它引用在文章之中。現在，在這篇後記裏專門提一下，算是一個彌補。
鄧百年，我也有一篇回憶和一篇論説，花了很大的功夫和心思。
回憶也較長，是《解放日報》記者狄建榮動議，得到我們三個人（鄭必堅、逄先知和我）的贊成，由我執筆，與鄭和逄討論、修改、補充而成的。我以為，用四人談的方式，結構比較靈活，讀起來可以不那麼吃力。（我過去也寫過對談的文章，收入本集的第一篇即是，取其表達方式比較隨意，其實並非真實的對談記錄的整理。）此稿寫成後，還送給很高的領導人審閱過。《解放日報》用兩個連在一起的整版發表在八月二十日，即鄧百年紀念日的前兩天。因為《解放日報》是上海的報紙，北京的讀者較少，又在《學習時報》黨史札記專欄連載，京中的一些同志都是讀了《學習時報》上的連載而向我們提及的。
論説文章題為《獨特的超越——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最初寫成的稿子，因為中央黨校出版社要趕著出論文集《著名學者回首百年鄧小平》，先拿去排印了。後來在兩次學術會議上宣讀，聽到一些評論，就作了一些補充和發揮。一個是，説“始於毛，成于鄧”，“成”是不是説得為時過早？針對這個質疑，我增寫了一段，既肯定“成”，又強調對“成”也要辯證地看，分階段地看，從仍需繼續努力的角度來看。一個是，中國的發展，在南方談話以後是不是經歷了斷裂？針對這種議論，我增寫了一段，説明南方談話開闢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歷史新時期的發展新階段，這階段新在什麼地方，又為什麼是歷史發展的新階段，是新時期歷史發展的帶有新質特點的延伸，而不是新時期歷史發展的斷裂。《文匯報》和《深圳特區報》發表這篇文章時，用的是修改、補充過的稿子，但或由於疏忽而漏排了段落，或由於過敏而刪掉了句子，還是不完整的。所以，我把它送到《學習時報》黨史札記專欄再發表一次，補上了漏掉或刪掉的段落和句子，又作了少許修改，收入本書時，又加了分段的小標題，算是最後的完整的文本了。
鄧百年，我還做了一件事，就是應出版社之邀，請韓鋼同志在我的幾篇舊作的基礎上，加以補充和修改，作為《重讀鄧小平》這本書的“生平與偉業”部分。修改了什麼？主要是一個提法。舊作原來的標題，分別是“從青年團員到西南局書記”；“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成員”；“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修改為“從旅歐少共到開國元勳”；“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中央領導集體的成員”；“黨中央新的領導集體的核心”。這裡的關鍵，是避免了“第一代”“第二代”之類的提法。
為什麼在我自己的書中做這樣的修改呢？
我知道，“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小平同志在一九八九年提出來的，黨中央的文件沿用至今。我懂得這些提法的重要的政治含義也擁護這樣的政治含義。但是，作為一個理論工作者，在自己的文章中，是不是可以用別樣的提法，即擁護這樣的政治含義但文字表達上略有不同的提法，而不一定一字不動地採用正式文件中的提法呢？我認為是可以的。
曾經有人向我提出疑問：“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提法，是不是完全抹煞了毛以前的黨的領導人的地位？我説：小平同志説得很清楚，他是説，我們黨的成熟的領導集體，是從毛劉周朱這一代開始的。這以前，當然還有好多屆中央領導人，他們都有各自的功過，但一個共同點是都還不成熟。
質疑者又問：何謂成熟？
我答：民主革命時期，掌握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規律，制定了正確的路線和政策，就算成熟。從遵義會議到黨的七大，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應該説是成熟了。
又問：社會主義時期呢？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那時的黨的領導能算成熟嗎？
我語塞。的確，成熟不成熟，是可以變化的。沒有一勞永逸地成熟。在原來的形勢和任務下已經成熟的領導，在新的變動了的形勢和任務面前又可能變得不那麼成熟，變得既有成熟的方面又有不成熟的因素，又需要重新摸索了。對成熟，也要辯證地看。
質疑者又説：一代一代的説法，在最高領導職務終身制的情況下，分代的界線比較明確。在不再實行終身制的情況下，分代的界線就比較模糊。還是一屆一屆的説法好。
我想，這有一定的道理，雖然歷史過程不那樣簡單。拿小平同志來説，他倡導廢除最高領導職務的終身制，並且自己謝絕擔任最高領導職務，以便於培養和鍛鍊較年輕的領導人。這就和毛澤東時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論屆，他算那一屆的領導核心呢？當然，不擔任最高領導職務，不妨礙他是實際上的領導核心。但是，以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領導集體，過渡到以後的領導集體，界線在什麼時候呢？
可以有幾種説法。
一種説法，是從十三屆四中全會選出新的總書記，小平同志明確宣佈新一代即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時候算起。説“十三年”，就是這樣的意思。
那麼，怎麼看待一九九二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呢？這個談話可不是一般的談話，而是中央肯定了，作為中央文件印發了，並且被確定為十四大的指導思想，從而把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推進到新階段的一篇談話。所以，有一種觀點認為，鄧小平時代要延伸到南方談話。甚至有一種觀點認為，要延伸到鄧選第三卷的出版。
在不實行最高領導職務終身制而實行有限任期制和屆時退休制的情況下，原來的領導集體、領導核心和新的領導集體、領導核心之間，會有一段時間的重疊。我看這也是自然的、必然的事情。
我那篇《獨特的超越》中提了一個問題：“鄧小平時代何時結束？”發表時被報紙的編輯刪去了。其實，我只是提了個問題，想説明情況的複雜，不能有截然的界線，這是不再實行最高領導職務終身制必然要發生的現象。
最後説一説本集的編法與上一集編法的一點不同。因為黨史札記都是短篇，所以有些原來發表的較長的論文，在收入上一集時，也依照短篇札記的形式，把它們分拆改短了。這次編輯二集，覺得長文拆短是多此一舉，長文自有它長的道理，把分段的小標題也列入目錄就可以看出長中有短，如果把有小標題的分段都單獨成篇，會顯得過於零碎。所以，二集中的文章，有長有短，長長短短，聽其自然。
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于萬壽路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