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爭端解決機制是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化解經濟摩擦、維護自身正當權益的有效途經。

世界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難免會發生一些摩擦和爭端，發展中國家也不例外。一旦遭遇貿易摩擦，解決的途經無非是兩條：一是雙邊渠道，另一個是多邊手段。顯然，通過雙邊途徑來解決貿易爭端特別是與發達國家的貿易爭端，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説是很不利的，因為雙邊途徑奉行實力主義，由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力和貿易報復能力都處於劣勢，與發達國家通過雙邊談判的辦法來解決爭端無疑是“與虎謀皮”。而目前的多邊機制——WTO爭端解決機制──則為發展中國家有效化解國際經濟摩擦提供了較為有利的途徑。

從WTO成立近10年的實踐來看，在涉及發展中國家貿易爭端中，WTO爭端解決機構的裁決都是較為公平合理的。無論是作為申訴方還是被訴方，發展中國家的正當利益都得到了較為有效的保護。例如，WTO爭端解決機制解決的第一起貿易爭端——“委內瑞拉和巴西訴美國汽油規則案”，——便是以發展中國家的勝訴而告終。根據統計，1995-2002年，在WTO已經審結的貿易爭端中，發展中國家申訴發達國家的勝訴率達到了100%。也就是説，如果美國和歐盟違反了WTO規則，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産品進口採取了不合理的限制措施，發展中國家向WTO申訴以後，其利益都能得到有效的維護。

正是因為WTO的爭端裁決具有很強的公正性，發展中國家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的積極性普遍都很高。一些經濟規模較大的發展中國家更是WTO爭端解決機制的積極利用者。例如，1995-2004上半年，巴西申訴到WTO的案例高達22起，印度為14起，墨西哥為12起，南韓為11起，泰國為10起，阿根廷和智利分別為9起。

近年來，中國遭遇的國際貿易摩擦越來越頻繁，已經進入了國際貿易摩擦高發期。而且在遇到他國的反傾銷等貿易壁壘時，總是抱怨他國違反WTO規則，卻很少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到目前為止，中國加入WTO已有近三年的時間，但申訴到WTO的案件只有一起（即2002年的美國鋼鐵保障措施案）。與巴西、印度和墨西哥等發展中大國相比，中國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的程度明顯不夠。面對日益頻繁的國際貿易摩擦，我們必須要轉變觀念，積極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來維護自身的正當利益。

首先，應當實事求是地認識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性質，重視其作用。

其次，要改變依賴雙邊途徑來化解貿易摩擦的傳統觀念，積極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這一更加優越的多邊途徑。

同時，還必須明確，訴諸WTO不是“麻煩製造者”，而是“麻煩終結者”。國內有人擔心，中國頻繁地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會被他國視為“麻煩製造者”，影響中國的國際形象，主張中國應慎重使用WTO爭端解決機制。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作為WTO的正式成員，充分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是中國的基本權利，即使頻繁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也是無可厚非的。另外，通過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利用WTO有約束力的裁決，可以“敲山震虎”，對有關國家形成威懾，使之不敢隨意對中國出口採取不合理的限制措施。這樣反而會減少中外經濟摩擦，促進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友好關係。

要有效發揮WTO爭端解決機制的作用，我們不僅要積極利用，而且要善於利用。根據以往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以及中國的實際情況，今後我們尤其要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認真學習和研究WTO爭端解決機制，加強WTO專門人才的培養。WTO規則的知識性、技術性很強，其爭端解決過程也需要專門的知識、經驗和技巧。從過去發展中國家的經驗看，人才匱乏成為制約發展中國家參與WTO爭端解決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對於中國來説，這一問題也很嚴重。

第二，建立官民分工協作體制。在應對WTO爭端的過程中，政府和企業既要有明確合理的分工，又要加強聯繫和協作。WTO爭端解決機制不是“民告官”而是“官告官”的場所。國內的企業如果在國外遇到了不公正待遇，不能直接訴諸WTO，而只能把自己的情況反映給政府有關部門，然後由政府部門出面到WTO去申訴。企業一定要盡可能及時準確全面地向政府部門反映情況，提供所有有價值的資訊。政府有關部門也要加強對企業的資訊溝通和引導工作，以最大限度地維護企業和國家的合法權益。尤其是要發揮各種行業組織的橋梁紐帶作用，通過行業組織建立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溝通與協作渠道。

第三，重視國際合作與協調。在許多情況下，某一WTO成員所實行的不合理限制措施不可能只針對中國，而是要損害到多個甚至眾多成員的正當利益。因此，在遇到此種情況時，中國應該加強與有關國家的合作，建立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團結起來，“共同對敵”。即便有些貿易爭端和中國的關係不大，我們也不一定袖手旁觀。

另外，中國應該致力於WTO爭端解決規則的修改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