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戰爭形態由冷兵器戰爭向熱兵器戰爭的變革，是一個長達近千年的歷史過程。當其接近尾聲時，中國晚清曾進行過一系列軍事改造運動。深入研究和分析這種帶有軍事變革色彩的運動及其教訓，對於今天積極推進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具有重要的歷史啟迪意義。

一、軍事變革是觀念革命，必須對舊有思想體系進行深刻改造

每當重大的軍事變革歷史時期，都是思想觀念必須得到徹底解放的重要歷史時期。如果舊有思想體系仍然佔有統治地位，軍事變革很難成功。

當前，一提軍事變革，就會自然想到武器裝備的資訊化，然而，即使實現了軍隊的資訊化而思想觀念落後會怎樣？一百多年前的甲午海戰為後人留下了最好的回答。從甲午海戰作戰雙方的武器裝備看，中日雙方武器性能不相上下，在個別艦船的性能上，中國甚至超過日本。面對這樣的武器裝備水準，日本大本營對海戰擬定出三套預案。其中之一是：如果日本海軍 在海戰中失敗，北洋水師掌握了渤海與黃海的制海權，則日本海軍確保本土海域的制海權。由此可見，戰前，日本對此次作戰並未報有必勝的把握，甚至做好了戰敗的準備。然而，從軍事思想和戰略指導角度看，由於大清水師觀念落後、作戰理論陳舊，用祖上傳下來的“八旗”觀念和西方早以過時的“木帆船”作戰理論，來指揮近代化的鐵甲艦海軍，最終含著千古遺恨沉沒于祖國的黃海波濤之中。歷史昭示後人：武器裝備不落後但觀念落後，照樣挨打！

在新世紀新階段，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最落後的民族並不是貧窮的民族，而是自卑保守的民族。最落後的軍隊並不是劣勢裝備的軍隊，而是觀念陳舊的軍隊。如果觀念守舊或滯後，即使有了先進的“殺手锏”裝備，也難免在戰爭中重演甲午海戰的歷史悲劇。

二、軍事變革是科技創新，必須把科技發展置於重要戰略地位

軍事變革，從根本上講，是科學技術在軍事領域廣泛運用的結果。中國古代雖然也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並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矚目的科技成果，但長期的封建社會制度，長期的農業社會物質基礎，長期的儒家思想文化約束，對科學技術的發展産生了極其消極的影響，致使愚味和無知充斥整個社會。這些為晚清軍事變革埋下了失敗的種子。

人類社會軍事變革歷史表明，進行軍事變革，必須把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創新作為一項長期而重要的任務，離開了科學技術的支援，軍事變革必然成為無源之水。因此，必須面向世界，學習其他國家或民族優秀的科學技術成果，否則軍事變革就會成為空談。

三、軍事變革是系統工程，必須促使各種軍事要素有機結合

軍事變革不僅僅是軍事技術的變革或武器裝備的革命，而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武器裝備、軍事思想、作戰理論以及軍事制度等一系列重要的因素。如果把軍事變革僅限于武器裝備的更新，把主要精力投放在提高武器裝備水準上，軍事變革就無法實現。

鴉片戰爭後，中國許多有識之士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但是，他們只感到中國武器裝備不如西方，而看不到軍事機器是整個社會肌體的一個外在表現，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系統。連洋務派中最開明的李鴻章也認為：“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於西人之上，獨火器不能及。”他只看到了武器裝備方面的差距，而忽視中國整個軍事系統的落後，這是晚清軍事改革的嚴重缺陷，也直接影響著後來所進行的一系列軍事改革的成效。在這種思想的影響和主導下，甲午戰爭前，中國買了幾萬支洋槍，建立了全部新式裝備的陸軍，還買了幾十艘英國、德國的軍艦，建立了北洋水師和南洋水師。單獨從武器裝備的技術水準和數量看，中國軍隊並不比日本軍隊差，但是在其他方面，中國卻落後日本一個時代。當時日本已經模倣西方實行了軍事體制的改革，陸軍從編制到戰術都模倣德國陸軍，作戰實行散兵隊形。日本海軍則模倣英軍。清朝陸軍則還是古老的湘軍營制，打仗時拿著近代的武器裝備卻排列著古代的密集隊形，往往在日軍進行炮火準備時便潰不成軍。

晚清的軍事變革，採取的是不觸動根本軍事制度，而是在舊體制的邊緣改制創新的辦法。對於這些改革來説，確實取得了局部的成功，但從整個全局來看，由於新的軍事制度不能順利確立，軍隊建設的整體水準難有大的突破。因此，必須清醒認識到：今天，當中國軍事步入世界舞臺時，落後絕不僅僅表現在武器裝備方面。趕超世界先進水準需要從武器裝備、戰術技術、軍事思想、作戰理論、人才素質結構及軍隊體制編制等諸多方面並進。如果僅僅把目光盯在武器裝備上，而不去全面改造整個軍事系統，即使有了先進的武器裝備，也很難取得軍事變革的成功和未來戰爭的勝利。

四、軍事變革是自主行為，必須把學習外國與立足國情緊密結合

軍事變革既要遵循世界軍事發展的一般規律，也必須著眼中國的具體情況，如果全盤照搬西方軍事的完整模式，中國的軍事變革就會走上歧途。

鴉片戰爭後，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其“船堅炮利”的技術和先進的“養兵用兵”方法不斷戰勝中國傳統軍事優勢的嚴峻實現，中國各階層、各種人士都意識到中國與西方的差距。其中一個著名代表人物，是時為布衣的魏源。他嘔心瀝血編著成長達百卷的著作《海國圖志》，系統介紹了世界五大洲數十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情況，深刻總結了鴉片戰爭失敗的教訓。這部著作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併為後世的維新思想的出現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但是，魏源的諸多主張也具有盲目仿傚西方的局限性。魏源等人並不了解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學進步的原因，對西方軍事也缺乏深層次的把握，因此，他對於如何“師夷之長技”的許多建議，帶有明顯的全盤照搬西方的傾向，基本上是不可行的。魏源稱讚西方人制器精利，卻不知道從社會環境和社會制度上找原因，只能歸之於人的性情和用腦方式。他認為中國只要官辦船廠、炮廠仿製西式武器裝備，就能解決武器裝備和海防問題，也是一種脫離中國實際的幻想。

與此同時，中國統治集團中的一些有識之士也開始把目光轉向學習西方上來。他們主張嚴修武備，堅決抵抗外來侵略。一部分官僚，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開展了一場以學習西方技術為主要內容的“自強”運動，引進外國先進技術，開辦工廠，製造槍炮和戰艦，並購置洋槍洋炮，裝備和訓練軍隊，聘請外國軍事教官，指導軍事訓練，講授西方軍事學術，並派留學生出國學習軍事科學，翻譯和編著多種軍事書籍，從各方面介紹西方軍事理論和軍事技術。1911年潘毅等人翻譯的《大戰學理》，是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在中國的最早譯本。但是，清王朝統治集團雖然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總的指導思想，但帶有相當明顯的生搬硬套的特點。

分析表明，中國的軍事變革必須緊緊立足於中國的國情和軍情。尤其今天，世界軍事強國軍事變革的理論、模式蜂擁而入國門，如果忘記了中國自身的特殊性，盲目追逐西方新概念、新理念、新模式，就會最終導致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