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戰爭形態由冷兵器戰爭向熱兵器戰爭的變革,是一個長達近千年的歷史過程。當其接近尾聲時,中國晚清曾進行過一系列軍事改造運動。深入研究和分析這種帶有軍事變革色彩的運動及其教訓,對於今天積極推進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具有重要的歷史啟迪意義。
一、軍事變革是觀念革命,必須對舊有思想體系進行深刻改造
每當重大的軍事變革歷史時期,都是思想觀念必須得到徹底解放的重要歷史時期。如果舊有思想體系仍然佔有統治地位,軍事變革很難成功。
當前,一提軍事變革,就會自然想到武器裝備的資訊化,然而,即使實現了軍隊的資訊化而思想觀念落後會怎樣?一百多年前的甲午海戰為後人留下了最好的回答。從甲午海戰作戰雙方的武器裝備看,中日雙方武器性能不相上下,在個別艦船的性能上,中國甚至超過日本。面對這樣的武器裝備水準,日本大本營對海戰擬定出三套預案。其中之一是:如果日本海軍 在海戰中失敗,北洋水師掌握了渤海與黃海的制海權,則日本海軍確保本土海域的制海權。由此可見,戰前,日本對此次作戰並未報有必勝的把握,甚至做好了戰敗的準備。然而,從軍事思想和戰略指導角度看,由於大清水師觀念落後、作戰理論陳舊,用祖上傳下來的“八旗”觀念和西方早以過時的“木帆船”作戰理論,來指揮近代化的鐵甲艦海軍,最終含著千古遺恨沉沒于祖國的黃海波濤之中。歷史昭示後人:武器裝備不落後但觀念落後,照樣挨打!
在新世紀新階段,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最落後的民族並不是貧窮的民族,而是自卑保守的民族。最落後的軍隊並不是劣勢裝備的軍隊,而是觀念陳舊的軍隊。如果觀念守舊或滯後,即使有了先進的“殺手锏”裝備,也難免在戰爭中重演甲午海戰的歷史悲劇。
二、軍事變革是科技創新,必須把科技發展置於重要戰略地位
軍事變革,從根本上講,是科學技術在軍事領域廣泛運用的結果。中國古代雖然也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並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矚目的科技成果,但長期的封建社會制度,長期的農業社會物質基礎,長期的儒家思想文化約束,對科學技術的發展産生了極其消極的影響,致使愚味和無知充斥整個社會。這些為晚清軍事變革埋下了失敗的種子。
人類社會軍事變革歷史表明,進行軍事變革,必須把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創新作為一項長期而重要的任務,離開了科學技術的支援,軍事變革必然成為無源之水。因此,必須面向世界,學習其他國家或民族優秀的科學技術成果,否則軍事變革就會成為空談。
三、軍事變革是系統工程,必須促使各種軍事要素有機結合
軍事變革不僅僅是軍事技術的變革或武器裝備的革命,而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武器裝備、軍事思想、作戰理論以及軍事制度等一系列重要的因素。如果把軍事變革僅限于武器裝備的更新,把主要精力投放在提高武器裝備水準上,軍事變革就無法實現。
鴉片戰爭後,中國許多有識之士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但是,他們只感到中國武器裝備不如西方,而看不到軍事機器是整個社會肌體的一個外在表現,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系統。連洋務派中最開明的李鴻章也認為:“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於西人之上,獨火器不能及。”他只看到了武器裝備方面的差距,而忽視中國整個軍事系統的落後,這是晚清軍事改革的嚴重缺陷,也直接影響著後來所進行的一系列軍事改革的成效。在這種思想的影響和主導下,甲午戰爭前,中國買了幾萬支洋槍,建立了全部新式裝備的陸軍,還買了幾十艘英國、德國的軍艦,建立了北洋水師和南洋水師。單獨從武器裝備的技術水準和數量看,中國軍隊並不比日本軍隊差,但是在其他方面,中國卻落後日本一個時代。當時日本已經模倣西方實行了軍事體制的改革,陸軍從編制到戰術都模倣德國陸軍,作戰實行散兵隊形。日本海軍則模倣英軍。清朝陸軍則還是古老的湘軍營制,打仗時拿著近代的武器裝備卻排列著古代的密集隊形,往往在日軍進行炮火準備時便潰不成軍。
晚清的軍事變革,採取的是不觸動根本軍事制度,而是在舊體制的邊緣改制創新的辦法。對於這些改革來説,確實取得了局部的成功,但從整個全局來看,由於新的軍事制度不能順利確立,軍隊建設的整體水準難有大的突破。因此,必須清醒認識到:今天,當中國軍事步入世界舞臺時,落後絕不僅僅表現在武器裝備方面。趕超世界先進水準需要從武器裝備、戰術技術、軍事思想、作戰理論、人才素質結構及軍隊體制編制等諸多方面並進。如果僅僅把目光盯在武器裝備上,而不去全面改造整個軍事系統,即使有了先進的武器裝備,也很難取得軍事變革的成功和未來戰爭的勝利。
四、軍事變革是自主行為,必須把學習外國與立足國情緊密結合
軍事變革既要遵循世界軍事發展的一般規律,也必須著眼中國的具體情況,如果全盤照搬西方軍事的完整模式,中國的軍事變革就會走上歧途。
鴉片戰爭後,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其“船堅炮利”的技術和先進的“養兵用兵”方法不斷戰勝中國傳統軍事優勢的嚴峻實現,中國各階層、各種人士都意識到中國與西方的差距。其中一個著名代表人物,是時為布衣的魏源。他嘔心瀝血編著成長達百卷的著作《海國圖志》,系統介紹了世界五大洲數十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情況,深刻總結了鴉片戰爭失敗的教訓。這部著作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併為後世的維新思想的出現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但是,魏源的諸多主張也具有盲目仿傚西方的局限性。魏源等人並不了解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學進步的原因,對西方軍事也缺乏深層次的把握,因此,他對於如何“師夷之長技”的許多建議,帶有明顯的全盤照搬西方的傾向,基本上是不可行的。魏源稱讚西方人制器精利,卻不知道從社會環境和社會制度上找原因,只能歸之於人的性情和用腦方式。他認為中國只要官辦船廠、炮廠仿製西式武器裝備,就能解決武器裝備和海防問題,也是一種脫離中國實際的幻想。
與此同時,中國統治集團中的一些有識之士也開始把目光轉向學習西方上來。他們主張嚴修武備,堅決抵抗外來侵略。一部分官僚,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開展了一場以學習西方技術為主要內容的“自強”運動,引進外國先進技術,開辦工廠,製造槍炮和戰艦,並購置洋槍洋炮,裝備和訓練軍隊,聘請外國軍事教官,指導軍事訓練,講授西方軍事學術,並派留學生出國學習軍事科學,翻譯和編著多種軍事書籍,從各方面介紹西方軍事理論和軍事技術。1911年潘毅等人翻譯的《大戰學理》,是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在中國的最早譯本。但是,清王朝統治集團雖然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總的指導思想,但帶有相當明顯的生搬硬套的特點。
分析表明,中國的軍事變革必須緊緊立足於中國的國情和軍情。尤其今天,世界軍事強國軍事變革的理論、模式蜂擁而入國門,如果忘記了中國自身的特殊性,盲目追逐西方新概念、新理念、新模式,就會最終導致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