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無疑是國際人口與發展運動的關鍵一年，因為10年前開羅會議頒布了舉世矚目的《國際人口與發展大會行動綱領》，確立了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可持續的協調發展目標，即消除貧困、促進在可持續發展條件下的持續經濟增長、加強教育特別是女童教育、促進性別平等與公平、降低孕産婦和嬰幼兒死亡率、確保優質的包括計劃生育和性健康在內的生殖健康服務，實現人口和現有資源之間的平衡，以及保障所有人權等。1994年開羅人發大會明確提出，一切人口與發展活動都應以人（human beings）而不是人的數量（human numbers）為中心。人口問題是人類自身命運問題，歸根結底是發展的問題特別是人的發展的問題。
2004年9月在我國武漢召開的國際人口和發展論壇的宗旨是要回顧總結國際人發大會行動綱領和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執行情況，交流國際社會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在計劃生育和生殖健康方面的經驗，討論面臨的挑戰，探討未來十年國際社會如何在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的框架下，更好地實現國際人發大會行動綱領目標和聯合國千年發展戰略目標。其核心主題是消除貧困與促進健康，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促進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和持續發展。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必須追隨國際人口和發展的潮流體現出對以人為本原則的尊重，處理好未來時期人口和發展的各種關係。科學的發展觀需要科學的人口觀。人口發展是中國發展的關鍵環節和關鍵因素，因為發展的主體是人、發展的歸宿也是人，而人口是人的一個集合。根據全息理論，人口是發展大框架中的子系統。大系統或者説母系統需要全面、協調、持續的發展，子系統也一樣。科學的人口觀也必然要求具備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素，這就是以人為本的追求，全面性、協調性和持續性的特質。
●中國的人口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並非人口增長所致。也就是説，在現實問題中，既存在增長性的人口問題，也存在著制度性的人口問題。
●在處理當代人口與未來人口關係的時候，需要警惕兩種極端的傾向：一種是短視的偏頗，犧牲後代人的利益來謀求當代人的利益，這就是可持續發展問題；另一種是遠觀的偏頗，只看到遠處卻忘了當下，忽視了對現實的必要關懷。
●以“優化的和適度的生育”為新的理論指導，走出一條以人為本、全面、協調、持續的人口發展道路。在繼續適當控制人口增量的前提下，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地考慮個人、夫婦和家庭的權益。
1、人口政策：從“以數為本”到“以人為本”
在過去較長的一段時期裏，我們重視生育的數量控制問題，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我們也為此付出了很多代價。如幹群關係的緊張問題，統計數據的水分問題，出生嬰兒性別比的偏高問題，計劃生育家庭的生殖健康問題和後顧之憂問題，等等。
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人口和計劃生育領域出現了可喜的變化，就是更加強調對人權的尊重。20世紀90年代初，人口學界提出了“大人口觀”，即人口問題的系統觀決定了人口治理的綜合觀。1994年前後國家計生委提出了既要“抓緊”也要“抓好”的要求，其後大量的對生殖健康和優質服務的公共投入也顯示了“陽光政策”的親民風格。進入二十一世紀，人口和計劃生育綜合改革又開始啟動。
穩定低生育水準新發展時期的基本挑戰是如何從過去“以數為本”的工作模式逐步轉向“以人為本”的工作模式。在政策措施上，則要“抓緊”更要“抓好”。從“以數為本”的工作模式逐步轉向“以人為本”的工作模式，並不是説不關注生育數量問題了，而是説要有更寬的視野——即大人口的視野、生育現代化和人口現代化的視野和可持續發展的視野——中來考慮生育問題（而不僅僅是生育率問題）的解決。
其一、“穩定低生育水準”比“降低高生育水準”難度更大、要求更高。要激發群眾實行計劃生育的內在動力，使他們更加自覺自願地實行計劃生育，在工作機制上就要更加強調和風細雨和利益導向。群眾利益無小事。以人為本是最基本的衡量工作好壞的尺度。
其二、“穩定低生育水準”不能就事論事，一定要同生育品質、生殖健康和生育權益結合起來考慮和解決。計劃生育的後果問題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在未來的人口發展中，我們要儘量減少人口控制的社會代價，特別是人權代價。
其三、“穩定低生育水準”的關鍵是在穩定政策的大前提下，不斷完善我們的人口控制機制。生育政策需要社會經濟政策的配套。就其實質來説是利益的導向和激勵問題，是利益的補償和共用的問題。利益導向一是少生快富，二是優生優育，三是家庭幸福。利益補償是説當公民為計劃生育付出了代價之後有權利得到國家和政府的補償。利益共用是説要讓計劃生育家庭分享到社會進步的成果。
其四，根據“三個代表”的群眾利益本位論，我們還必須在生育理論上與時俱進地不斷創新，不斷優化干預生育的公共行為，使之實現經濟學意義上的效用最大化。具體來説，我們不僅要重視生育行為的控制，而且要重視生育目標、過程和結果的優化。筆者堅信，“優化生育”將超越“數量控制”的工具理性，凸現出人文關懷和以人為本，是未來的大方向。
2、人口發展戰略：統籌四個問題
新的科學人口觀首先要完成一個認識上的轉變，就是從“人口增長的視野”轉變為“人口發展的視野”。人口發展包括了人口總量的變化和結構的變化，是一個更全面的概念。人口的協調發展實際上是安全發展，人口的持續發展實際上是積極發展。所以，系統的人口發展觀實際上是安全的人口發展觀、積極的人口發展觀。人口安全、協調的發展是指要防範和減少人口發展的風險，以風險最小化為目標。人口的結構是健全的，人口的發展是健康的。在這個問題上，人口總量的控制或者説人口增量的控制與人口結構的優化有一個協調和統籌的問題。
人口積極、持續的發展是指人口的品質要不斷得到改善，人口的力量形態要鎖定在一個積極的狀態上。一個積極、持續的人口是以結構的健康為首要前提，同時要增進知識總量和能力的發揮，就是一個人類健康的促進、人力資本的增進和人力資源的開發這麼一個相輔相成的過程。
人口問題的本質是發展問題，特別是中國的制度發展和政策完善問題。所以我們不能僅僅滿足於為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人口環境，而且要為人口安全的、積極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和制度環境。中國的人口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並非人口增長所致，而是制度安排不當所致。也就是説，在現實問題中，既存在增長性的人口問題，也存在著制度性的人口問題。隨著穩定的低生育格局的實現——到了90年代，我國人口的生育率下降到維持人口簡單再生産的“更替水準生育率”以下，目前估計在1.6左右；制度性的人口問題將引起更多的關注。近年引起極大關注的“三農”問題就是非常典型和綜合的制度性人口問題，而不單純是鄉村人口的增長問題。
過去是“從數量談人口”，現在要轉變到“從發展談人口”。但必須強調，這裡的“發展”不僅僅是指經濟、社會、生態的協調和持續的發展，而且指人口自身的安全和積極的發展。為此，必須解決四個方面的問題。
（一）統籌男性人口和女性人口的發展
伴隨20世紀70年代以來我國生育率持續下降而來的一大人口安全問題是，由於出生性別比普遍、持續的失調導致兩性人口非均衡發展，導致了社會學意義上的“人口生態危機”。人口也是一個生態系統。從人口安全的角度，我們完全可以提出一個新概念，就是“人口生態”。全國平均出生性別比已經從1981年的108.5上升到1989年的113.8、1995年的115.8和2000年的116.9，嚴重偏離了正常值域103-107。人口出生性別比有安全值域和非安全值域。如下圖所示，
 20世紀80年代以後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不僅超越了警戒線，而且偏離度越來越大。
出生性別比的異常升高若持續下去將對人口結構産生重大負面影響，對未來社會的良性穩定運作、社會倫理道德體系會造成巨大衝擊，滋生更多不道德的和醜惡的社會現象，使傳統婚姻家庭受到威脅。兩性人口的不均衡發展將衝擊現行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同時在夫妻婚齡差超過文化許可範圍的時候，可能導致兩性倫理的崩塌。例如，婚配失當、婚外戀、第三者插足、人口拐賣、性行為錯亂、離婚率上升等接踵而至。買賣婚姻、童婚交換、拐賣婦女甚至惡性的社會刑事案件等不斷加劇。遺憾的是，在歷史條件的嚴峻約束下，我們現在能做的已經不是拆除其引信，而是如何設法使一個已經點著引信的炸彈減少其爆炸的威力。
國內的研究幾乎一致認為，性別選擇性出生、漏報和産前胎兒性別鑒定的選擇性人流是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出生性別比上升的主要原因。在理論上，出生性別比問題是狹小的生育選擇空間或者便捷的技術輔助生育手段與更少生育但偏好男孩的意願相互擠壓和衝突的結果。促進兩性的平等發展、設法消除歧視性的性別偏好固然是治本之策，但B超管理納入政府管理體系也許是立竿見影的措施。
（二）統籌當代人口與未來人口的發展
在處理當代人口與未來人口關係的時候，需要警惕兩種極端的傾向：一種是短視的偏頗，犧牲後代人的利益來謀求當代人的利益，這就是可持續發展問題；另一種是遠觀的偏頗，只看到遠處卻忘了當下，一切努力都是為著飄渺的未來卻忽視了對現實的必要關懷。為了子孫後代卻過度犧牲了當代人的利益，這同樣不符合人的全面發展中的代際公平原則。筆者覺得有必要提出“逆持續發展”問題來提醒這種有悖于可持續發展精神的傾向。
“逆持續發展”在形式上和數量上看似一種可持續發展，但在性質上和權利上是一種違背可持續發展的做法，所以“逆持續發展”是以破壞可持續發展原則的方式來實現表像的可持續發展的過程，是以犧牲甚至是過多犧牲當代人的利益作為前提來預留滿足未來人需要和發展所需條件的一種發展。激進的持續發展戰略往往存在著“逆持續發展”的風險。“逆持續發展”缺乏權利平等的基礎。先當下後未來，這才是可持續發展的真諦。持續發展不能回避兩代人之間的權利分割和均衡問題。其中，當代人婚育權利和後代人生存權利之間的博弈是人口自身的協調、持續的發展必須考慮的重要內容。
從代際公平的角度出發，“非持續發展”和“逆持續發展”均不可取。從現實和當下出發的任何行為都有一個維護基本人權的底線倫理要求。我們需要走一條漸進而不是激進的持續發展道路。人口控制的界度問題在理論上一直有爭論，有人主張繼續嚴格實施一胎化，並以美國的生活水準作為這一主張的依據（李小平，2004），但包括筆者在內的更多的學者卻主張放開二胎，如何在戰略上確立一個適度的低生育水準？該提上議事日程了。
（三）統籌人口數量和人口結構的發展
系統論的基本觀點是結構決定功能。人口的結構決定著人口的力量形態。人口的運作就像一輛列車的運作，只有均衡、暢通、正確的軌道才能確保人口列車的安全運作。人口列車的“雙軌”一是數量，一是結構（素質可以在廣義上納入人口結構來考察）。如果雙軌不協調，一軌高一軌低或一軌長一軌短，都將導致人口列車在傾斜中運作的安全風險。一個安全的人口一定是均衡發展的人口，無論是兩性人口的發展還是老少人口的發展或者是社會和家庭利益的均衡，都不例外。人口安全是人口系統健康運作的底限，只有確保人口安全，才能實現人口自身的可持續發展。一個安全的人口是指人口的結構和功能處在平衡、穩定、健康的發展狀態中，天然具備協調發展和持續發展的能力。因此，人口的安全性就要看人口的結構和功能狀態，是指人口發展要維持自身的生態平衡、促進自身的生態優化。
人口的健康發展有一個底線要求，就是人口的安全發展。人類社會經濟生活的一切領域幾乎都有一個“安全”問題，“安全”在本質上是相對於“風險”而言的，“風險”是指不確定性可能産生的問題，所謂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人口安全是非傳統的安全概念，是指系統的安全性。簡要地，“安全”可以定義為低風險甚至零風險的行為、過程和現象。安全的需要符合人類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體現了人類文化的底限要求。“人口安全”則關涉人口這個特定領域的發展風險問題。一個不安全的人口是結構失衡（人口學意義）或關係緊張（社會學意義或生態學意義）、內含衝突的人口。如愛滋病這些傳染病人口在增加，人口的不安全性在增加。通過性交、生育、哺乳、賣血、吸毒等行為，一些人口成為危險的橋梁人口。
一個安全的人口與一個不安全的人口有一個界限。安全是對問題嚴重性的一種刻畫，無論是人口自身的安全還是不安全的人口對外部的影響，人口安全是對人口問題的另一種審視，是從人口系統自身的均衡性來説的。人口安全是一個量變引起質變的人口問題，就是人口的均衡性被不斷破壞的過程，如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它的不健康一定影響到社會的不安全。隨著“生命週期”（life cycle）的展開，我國最早一批獨生子女和“計劃生育新生代”已入成家立業的階段，同時他們的父母也開始進入老年。人為製造一批又一批獨生子女風險家庭顯然不是以人為本的體現。沒有兄弟姐妹的獨生子女手足親情權的被剝奪、大齡獨生子女傷病殘缺的父母親情養老權的受損害也是有悖以人為本原則的。政策性、制度性的人口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決策失誤所致。未來的中國需要警惕掉入“發展不足的控制”甚至“無發展的控制”陷阱。
（四）統籌家庭人口和社會人口的發展
中國固然要控制人口，但人口控制過程中如何均衡社會宏觀的利益和家庭微觀的利益卻是一個不得不小心處理的要害問題。當一胎化為核心的生育政策持續多年之後，我們無法不正視一個簡單的事實：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
2004年7月下旬，我意外接到一位素昧平生的湖南省長沙市某企業女工的來信。請允許我摘錄來信的一段話：“一年多前，我們的獨生兒子不幸患惡性腫瘤，永遠離開了我們。這對於人到中年的我們來説，無疑是天塌下來了。我們真是悲痛欲絕啊。孩子品學兼優，長得高大英俊，年僅17歲。在孩子患病的兩年中，工廠效益不好，拖欠工資，但為救治孩子，我們四處借債，花費16萬多元，終沒留住這心愛的兒子。孩子走了，留給我們夫妻的是無盡的悲痛、思念和清貧的家。未來生活的孤苦、淒涼，讓我們不寒而慄。我在想，今後怎麼辦？這一年，我四處奔波，吃藥治療，爭取再孕，可是年齡大了，再生育無望。永遠沒有了自己的親骨肉，家庭永遠沒有了快樂、幸福，常常是兩人相對無言。人世間還有什麼比這更悽慘的呢……”類似的家庭在全國不在少數。2002年，筆者和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合作開展農村計劃生育困難家庭救助研究時，就在甘肅、浙江、湖南、四川訪談過幾十個獨生子女夭折家庭以及其他的困難家庭。在低生育水準相對穩定之後，我們其實已經進入“後人口控制時代”，就是要對計劃生育家庭的現實困難和後顧之憂問題予以更多的關注。從理論上分析，獨子家庭的風險表現在五個方面：
首先是孩子的成長風險。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風險。萬一成長中途出現意外而孩子的父母年事已高，那麼這個家庭的幸福感和未來保障就大受影響。如果這樣的風險發生在父母已過適齡生育的中老年，打擊將是毀滅性的。根據1990年全國生命表（兩性合計），每1000個出生嬰兒大約有5.4%的人在25歲之前死亡，12.1%的人在55歲之前死亡。由於死亡概率的變化十分緩慢，所以 5.4%和12.1%的家庭會經歷孩子夭折的風險幾乎難以規避。根據2000年五普數據，我國農村地區曾經有過一個孩子但現在無後的家庭有57萬之多。
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風險。“獨柴難燒、獨子難教”，古有明訓。一個孩子天然地缺乏同伴教育的良好環境。獨子（女）的成長生態堪憂！由於父母的愛過分聚焦、期望過高、養教方式不甚科學等原因，相當數量的獨生子女家庭深深受到成才問題的困擾。希望和壓力並在，孤獨和脆弱同行。一個孩子並不能絕對保證成才，如果孩子不成器，就可能成為大問題，老無所靠反成其累。另一個不被關注的方面是一旦獨生子女父母重病或者死亡或者離婚，那麼對獨生子女的生活、學習、工作都將帶來嚴重不利的影響。
第三是家庭的養老風險。如果前兩個風險發生，養老風險必然發生；如果避免了前面的風險，養老風險依然存在，譬如子女家庭的經濟狀況、兩代人的關係、居住安排等諸多因素依然可能使老年父母發生生活照料風險、精神贍養風險甚至經濟供養風險。獨生的決策實際上放大了孩子未來的養老負擔，因為家庭養老缺乏最起碼的迴旋餘地。當孩子的撫養成本逐漸轉化為養老價值的時候，多子女家庭生育的正面效用明顯超過了獨生子女家庭。如不解決好獨生子女困難家庭的養老和生活保障問題，實行計劃生育的先進群體，就可能成為農村中一個不斷擴大的困難群體和新的不穩定因素。所以如果沒有持續的、規範的、誠信的社會保障制度的依託，不用等到將來，現在我們對未來的風險就可一目了然。
第四是社會的發展風險。同樣逃不脫風險因果鎖鏈的制約。前面的風險發生的話一定會波及整個社會的發展，因為獨生子女必然要走向社會，那麼他們能不能成為合格的社會公民就是值得思考的問題了。
第五是國家的國防風險。一旦發生戰事或者需要獨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獻的時候，國防的風險也是多少存在的。
在所有的計劃生育家庭中，獨生子女家庭是風險最大的家庭。隨著生命週期的展開（從嬰兒到童年而少年，到青年再到壯年和老年），風險問題可能轉化成難以補救的家庭災變——大齡獨生子女夭折同時母親已不能再生育的情形就是如此。一旦遭遇非常事件導致孩子夭折或者嚴重的傷病殘，那麼“風險家庭”就轉化為了“弱勢家庭”。這些弱勢群體的存在時刻提醒著計劃生育的社會保障和人道關懷問題。
計劃生育家庭陷入困難境地的原因歸結起來是“風險因素”所致。“風險因素”可以區分為兩種：即“生育風險”和“非生育風險”。“生育風險”是指生育本身帶來的風險，這裡特指獨生可能遭遇的危險。“非生育風險”是指父母生存風險、家庭經濟風險和公共安全問題。如計劃生育父母發生傷病殘缺問題，或者因為在貧困地區家庭經濟不好，或者遭遇了車禍、火災等意外事件。由於當今的中國社會在急劇轉型，生態環境失衡，社會衝突增多，社會心理脆弱，風險接踵而至，導致獨子家庭抵禦風險的能力受到嚴峻挑戰。圖2
從生命週期的視角有助於我們理解獨子生育的風險性：
首先，要確立一個“大前提”：假定母親的生育年齡（可以以平均生育年齡為起點）是25歲，而母親需要照料的年齡是65歲及以後，母親存活年限是75年（以平均預期壽命為限），那麼在40甚至50年的歷史中，獨生子女的生存風險必須為零（不能發生嚴重的傷殘更不能夭折）。否則，獨生子女的家庭養老（至少包括經濟供養、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就免談。
其次，要確立一個“小前提”：父母（以母親為代表）需要養老的時刻在孩子40歲以後到來，這樣就區分出了兩個生命階段，一個是能力儲備階段，另一個是能力發揮階段。這裡所説的能力當然是指獨生子女的養老能力。“能力儲備”與第二種風險有關，就是成才風險。獨生子女必須成才，能自理還能贍養父母。在能力儲備階段，就是好好活著，成龍成風，準備好贍養父母的能力。“能力發揮”與第三種風險有關，就是關係風險。獨生子女家庭的關係必須是和諧的，否則，會影響到獨生子女“子家庭”對獨生子女“母家庭”的贍養意願和贍養能力。
在獨生子女家庭中，獨生子女是養老的唯一責任主體。所以獨生子女的養老成本（特別是機會成本、照料成本、時間成本）比較巨大。這麼一個簡約的框架性分析足以説明獨生子女家庭存在的巨大風險。一旦遭遇了成長風險、成材風險和養老風險，獨生子女家庭就極可能馬上轉化為“弱勢家庭”、“殘缺家庭”、“病態家庭”。這種負向的家庭變遷遂成計劃生育時代社會的巨大創痛。上述風險的發生既有時間上的前後向關係，也存在著因果上的聯繫性。這種風險鎖鏈告訴我們，孩子的命運、父母的命運、家庭的命運和整個社會的命運都是相關的。單個獨生子女的問題是社會發展問題的必然組成部分。
高風險性在母親35歲（35歲大致可以確定“適度生育”和“風險生育”的臨界年齡）之後就一直存在，伴隨到生命週期的終端。高風險性逐漸放大且不可逆轉，隨著生命週期的展開，獨子家庭日趨脆弱。在母親不具備再生育可能性之後，獨生子女家庭就徹底轉變為一個問題家庭、殘缺家庭。幾千萬獨生子女家庭的問題將在2020年之後大面積産生，之後逐步升級，人口年齡結構和贍養結構問題浮出海面，成為我們新的困擾。
筆者的主張是：從整個生命週期的框架出發完善生育政策，直面獨子生育所隱含的潛在風險，以“優化的和適度的生育”為新的理論指導，走出一條以人為本、全面、協調、持續的人口發展道路。在繼續適當控制人口增量的前提下，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地考慮個人、夫婦和家庭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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