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同志最近指出，正確認識和處理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係，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一個帶有全局性的重大問題。依筆者之見，在新世紀新階段要處理好這一重大問題，前提條件是認真研究科學發展觀對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基本要求。

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協調有三方面的含義：一是戰略目標的協調，國家安全戰略與國家發展戰略能夠比較客觀、準確地反映國家安全與發展之間輕重緩急的關係；二是資源配置的協調，能夠在國防安全與經濟發展兩大部門之間形成合理的資源分配比例；三是運作機制的協調，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國民經濟對國防建設的支撐作用，也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國防建設對國民經濟的積極作用。達到了這種狀態，就可以實現二者的整體性、協同性和長遠性發展。

在實現國家總體戰略方面，應確保戰略機遇期的國家安全

總體來看，世界仍處於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我國面臨著良好的發展機遇期。但從國防安全的角度看，中國也恰恰處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關鍵時期。

其一，來自祖國完全統一方面的國防安全問題。台灣問題是少數西方大國遏制中國發展的一張牌。蘭德公司在為美國決策部門所作的《美軍的臺海戰略》研究報告中這樣寫道：“如果與中國開啟戰端，則一定要摧毀中國的戰爭潛力與工業建設，使中國必須花費50年或更多的時間進行恢復。中國在遭受全面打擊後僅其外債將是一筆沉重的負擔，而無法還債、失去商業信用後使其貸款和復興能力更加吃力。中國將經歷漫長的恢復期。”為此，新近出爐的美國國防部《2004年中國軍事力量評估報告》甚至將打擊目標瞄準了我國的三峽大壩。當然，使中國經濟倒退50年的評估可能言過其實，但深入一步看，摧毀對方的戰爭經濟支撐力、破壞對方經濟持續發展能力，已經成為現代“非接觸”、“非對稱”、“非線性”戰爭打擊的主要目標之一。在科索沃戰爭中，南聯盟的50％以上的經濟潛力遭到破壞，直接經濟損失達到2000億美元。其中包括：100％的煉油廠、40％的儲油罐、70％的機械廠、80％的橋梁以及70％的公路和鐵路。而南聯盟軍隊只損失500人，裝備只損失1％。對此應當引起高度警惕。

其二，來自我國周邊環境方面的國防安全問題。從地緣軍事和政治的角度看，中國是一個周邊環境不確定性最多的國家之一。一般認為，目前全世界軍事力量較為強大的國家有25個，其中7個分佈于我國周邊。加上其他種種複雜因素，使得我國周邊地區的不確定性陡然增加。

其三，來自世界軍事變革中各國軍事力量的劇烈變動帶來的動態壓力。當今世界的新軍事變革事實上是以兩種方式出現的：一是作戰方式、軍隊編成和軍事理念方面的變革，西方國家稱之為“軍事革命I”；另一場則是軍事資源配置和保障方式的深刻變革，西方國家稱之為“軍事革命II”。其中，軍事革命II是軍事革命I的基礎。在目前世界上進行軍事變革的40多個國家中，絕大多數國家把目標定在2015年前實現軍隊資訊化建設。為實現這個目標，各國都加大了國防投入。美國的國防預算在連續多年增長的基礎上，2004財年已突破4000億美元，計劃到2007年提高到4510億美元。英國剛剛公佈的2004~2005財年國防預算比上一財年猛增了18%。俄羅斯近幾年也一直在增加軍費，2005年度軍費預算比上年度增加了20%。印度的國防開支近5年增長幅度高達70%。南韓2004年國防費預算一年就增長了28%。可以説，在當今世界，各個開展軍事變革的國家在國防投入上你追我趕、爭先恐後，競爭異常激烈。當然，我國的國防性質決定了不應參加軍備競賽。但是，處在這種劇烈的變革時期，國防建設不進則退。事實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軍事技術形態出現又一輪“時代差”。歷史上西方列強以洋槍洋炮對亞非拉國家的大刀長矛的軍事技術優勢，正在轉變為發達國家以資訊化軍事對發展中國家的機械化半機械化軍事的新的軍事技術優勢。

其四，國家經濟發展對國防安全提出了新要求。現階段最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供給要素的安全保障問題。2003年我國原油進口依賴度高達35%，到2010年時進口比重將達到41%，到2020年將上升為58%。目前，約有70%的進口石油要經過海上運輸，其中有80%要經過馬六甲海峽。馬六甲海峽已經成為中國能源生命線的咽喉要道。而在這條能源生命線上，西方國家已有布兵。

為此，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統籌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關係，首先需要根據國家在新的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國防安全形勢，準確地把握國家安全與發展的權重關係，使國防成為本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捍衛者，能夠粉碎任何可能打斷本國發展進程的威脅力量。

在資源配置方面，應在確保國家安全前提下使國防投入對經濟建設的消極影響最小化

在未來的發展中，國家要實行五個統籌，資源供給條件更加趨緊。這對統籌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提出了資源配置要求：更加注重科學、合理地確定國防建設佔用資源的數量；更加注重國防投入的效益，使它在既定投入的前提下能夠獲得最大的國防産出。

當然，這裡涉及到如何看待國防投入的基本經濟性質。除了提供安全保障以外，國防投入對社會經濟確實有很多積極作用。但從基本性質上看，國防費一旦形成而進入軍事消費領域，從總體上就不再進入社會再生産過程，不再直接參與社會財富的價值增值過程。因而國防費從總體上是一種非生産性的資源消耗。可以説，除了像美國這種具有很高軍工技術水準、可以向全世界銷售其軍火的國家之外，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國防投入總體上屬於非生産性的資源消耗，機會成本很高。

事實上，各個時期各個國家的國防費投入客觀上都存在著一個合理的數量區間。由此，國防投入在資源佔有上通常會發生三種情況：一是國防投入處在合理區間內，國防安全能夠得到有效保證，國防投入對國民經濟正常發展的負面影響也比較小；如能發揮國防和軍隊建設各方面的積極作用，還會形成國防投入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局面。二是國防投入低於該區間下限，國防建設會因投入的減少而受到負面影響；如果國防投入量遠低於該區間下限，就會嚴重危及國防安全甚至導致國破家亡。三是國防投入突破該區間的上限，超出了國防建設實際需要，其資源佔有量對國民經濟正常運作産生較大的負面影響；如果國防投入遠超出該上限，進而超出社會經濟承受的極限，國民經濟就會陷於崩潰。因此，新時期國防建設投入應當遵循“夠用”原則，其最佳規模是在確保國防安全前提下的投入最小化。

在運作機制方面，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應當相互相容

當今世界，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協調方式，主要有兩種模式：一是傳統的“板塊”模式，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兩大體系相對封閉、互不相通；二是現代的“相容”模式，國防領域與民用領域的技術成果、人才、資金、商品、資訊等資源要素，呈現雙向擴散、交流和融合的態勢。顯然，後者能夠更好地節省資源、形成國防與經濟的良性互動。落實科學發展觀，就要改變我國傳統的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統籌方式。

這就要求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在體制、結構、佈局、技術、人才、資訊等方面，打破軍民分割、自我封閉的傳統界限，實行全方位的融合，這樣可以充分發揮兩大經濟體系資源整合的優勢，將國防建設真正置根于國民經濟母體之中，實現“寓軍於民”，形成國民經濟對國防經濟的強大支撐力；同時，充分發揮國防經濟對國民經濟促進作用，形成國防經濟對國民經濟尤其是高新技術産業發展的強大牽引力。

以上從三個方面，闡述了新的發展觀和新的發展階段對統籌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協調發展提出的要求，而統籌二者關係最本質的要求，是把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期與國防建設的戰略機遇期有機結合起來，實現二者的共同發展，促進國家整體實力的提升,實現國家的安全利益與發展利益在新的形勢下的高度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