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常常把科學與技術混為一談，其實二者是不能混為一談的；許多人又常常把技術與工程混為一談，其實二者也是不能混為一談的。

應該注意：科學一詞有廣狹兩種含義。“五四運動”以來，科學與民主成為了流行的口號，這個與民主並列的科學是“廣義”的科學，其“內涵”是包括了（“狹義”的）科學、技術和工程三者在內的。此外，科學還有一個“狹義”的詞義和用法，這個狹義的科學是不能與技術、工程混為一談的，而目前人們常常在談論的科學又正是這個狹義的科學。為此我們提出了一種可以稱之為“科學技術工程三元論”的觀點，強調科學、技術、工程是三個有本質區別的不同對象。

科學、技術、工程是三種不同的社會活動：科學活動的核心是發現，技術活動的核心是發明，工程活動的核心是建造，是直接的物質生産活動。三種不同的社會活動産生三種不同的結果或“産品”。科學發現的結果是科學概念、科學理論、科學規律；技術發明的結果是技術專利或技術方法；工程活動的結果是直接的物質財富。從社會學和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科學活動所得到的成果是社會所“公有”的“精神財富”，科學成果不是為任何科學家所“私有”的，而是“公有”的；而技術發明所得到的專利就不是“公有”的而是“私有”的了，學習科學知識時不需要付“專利費”，可是要使用別人的專利技術時就必須付“專利費”了；工程活動的結果是直接的物質財富，例如，三峽工程、西氣東輸工程，其結果都是産生了直接的物質財富。

科學、技術和工程活動的主角和主體也不一樣。科學活動的主角是科學家，技術活動的主角是發明家，而工程活動活動的主角是一個複雜的集體或主體（例如，一個企業），工程共同體中包括總指揮、總經理、總工程師、總設計師、總會計師、工人、技師等，陳昌曙教授還提出了“工程家”這個新概念。不同性質的社會活動，不但有不同的主體，而且它們的制度安排也是不一樣的。當然，承認科學、技術、工程是三種不同的社會活動，絕不意味著否認他們之間有聯繫，可以相互轉化。相反，指出這是三種不同的社會活動，反而可以更加突出它的轉化關係和轉化過程。從科學向技術的轉化是一個大的問題，而從技術到工程的轉化則是一個更複雜、更重要的過程。

認識技術和工程的相互關係時，我們必須同時看到兩個方面。第一，沒有無技術的工程，從而必須重視技術。第二，沒有純技術的工程，工程中不但包括技術因素，還包括管理因素、經濟因素、制度因素。社會學因素、倫理學因素等，技術的評價標準和工程的評價標準是有很大不同的。在戰爭時期，僅僅有一架“樣機”和實際生産出幾千架、幾萬架戰鬥機的“區別”是不言而喻的；在和平時期，僅僅有一架“樣機”和實際生産出幾萬台、幾十萬台電視機的“區別”也是不言而喻的。

科學哲學以科學為研究對象，技術哲學以技術為研究對象，工程哲學以工程為研究對象。在科學哲學中，一個核心問題是因果論問題。在工程哲學中，一個核心問題是目的論問題。過去我們研究哲學原理時，講因果關係多，講目的關係少。因果關係是重要的，但對於工程和社會問題，目的問題就突出出來了。從哲學上看，目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在科學發展觀提出後，我國許多城市和地區都對以往所確定的發展目標進行了一些調整，這些調整無疑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如果發展目標有了偏差，那是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很多問題的。

從工程哲學的角度來看，如何才能很好地確定一項工程或一個地區的發展目標是一個非常重要又非常複雜的問題。應該特別注意的是，經濟活動、工程活動的“目的”都是要實現相互關係非常複雜的“多目標”而不是單純實現某一個“單目標”，而要進行“多目標”決策往往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在進行決策時如果僅僅看到了一個“單目標”而“忘記”了還有必須實現的其他目標，那難免是會出現不利的甚至是危險的後果的。

從工程哲學的角度看發展，約束條件、初始條件、邊界條件（不但是自然的“邊界條件”，還包括社會的“邊界條件”）也都是重要問題。所謂決策，其具體含義不但是指要設定一個目標，而且是指要設計一條從初始狀態到達目標狀態的路徑，這條路徑不但應該是一條“可行”的路徑，而且應該要求它是一條“優化”的路徑。工程哲學認為，優化問題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

馬克思説：“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眼在於改變世界。”工程哲學的靈魂是理論聯繫實際，以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和需要為“現實基礎”，工程哲學的發展和繁榮是可以預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