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徐懋庸紀念室行將落成之際

二十年前，我的前輩顧志坤先生，在《上海文學》上寫過一篇《再聞管溪聲》的文章，那篇文章裏，我才知道上虞出過徐懋庸這樣一位鄉賢。二十年了，哪怕一部《論衡》也已完成了三分之二，然而伴著管溪的風雨聲走入我閱讀視野的徐懋庸，卻一直如霧中的燈塔，欲明還暗中，總給我一種朦朧、依稀的感覺。這在我對諸如經亨頤、夏丏尊、胡愈之、杜亞泉等躋身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名人群體的上虞鄉賢的探詢中，似乎是一種異數。

為了能對霧中燈塔樣的徐懋庸，有更感性的認識，我曾幾次到過位於虞南山區下管的管溪。最近一次是在一個月明星朗的夜晚，熟識的管溪已一改淺灘密布、亂石橫陳的舊狀，砌起了兩道寬大、整齊的石坎。因為沒有風雨的伴奏和造訪，涓涓細流的管溪，若不屏住呼吸，已近乎聽不到一點聲息。久立在幾乎沒有聲息的管溪邊，我忽然想起了“反右”時，得悉兒子身遭厄運的徐懋庸的老父説的一番話：“下管山逼水薄，懋庸沒有城府，所以當不了大官。”儘管一生都沒有離開下管大山的徐父，不可能理解哪怕像徐懋庸這樣的人傑，也擺脫不了時代的風雲週遭與個人命運際遇的因故緣由。但知子莫若父，徐父“沒有城府”之言，還是一語中的，且道出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機抒。

因了執拗率真、沒有城府的性格，常惹麻煩幾乎成了徐懋庸一生都影形相隨的夥伴。與魯迅論爭引發的麻煩不用再説，其實早在魯迅之前，當年人還在浙江、尚未進入上海文壇的徐懋庸，就因寫了一篇《巴金在台州》的文章，對巴金的“安那其主義”加以渲染，引起巴金的老大不快，惹過麻煩。似乎有意要對這種常惹麻煩的現象作一個印證，最近偶爾讀到李輝先生《一誤即是三百年》的文章，對徐懋庸在“文革”中遭遇麻煩一事，有著頗具意味的記述。好在文章不長，不妨節錄如下。

“徐懋庸後來到了延安，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澤東找他談話，批評他不該攻擊魯迅，但也肯定了周揚。原是自家人打內仗。徐懋庸記住了這些話。自己記住也就罷了，可聊以自慰。可他偏偏‘不識相’，非要在‘文革’交代中如實寫來。

一九六七年六月，他寫了一篇長文《關於左聯兩條路線的鬥爭——我同魯迅、周揚的關係的始終》。‘文革’爆發已經一年了，周揚及‘四條漢子’也一一入獄了，他卻仍在一五一十地把當年毛澤東和他的談話寫出來。這就難怪又招惹麻煩。

不得已，徐懋庸幾天后寫了《關於我追隨周揚，攻擊魯迅，反對毛主席的無産階級革命路線的罪行的認罪書》。還是説得理直氣壯，斬釘截鐵。

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外單位的七八位小將來哲學所審問我，鬥爭我，説我所寫的主席的那段話，是‘捏造’的，是‘為周揚翻案’，是反對毛主席，是‘現行反革命’。我不承認是‘捏造’，我記得毛主席當時確是那樣講的。他們一定要我承認捏造，我不能承認。我現在對於這事，只有一句話，如果事實證明我是捏造，那我就是罪惡滔天的現行反革命，可以把我扭送公安部審訊處理。

真的必須説成是假的，無罪還得承認有罪。如何是好？

我忽然發現，情急之中，《認罪書》的寫作時間，‘一九六七’徐懋庸寫成了‘一六九七’。

這一誤，將近三百年。

一六九七年，康熙皇帝登基三十六年。三百年的時空交錯，歷史便這樣講述著自身的故事。”

一誤即三百年，或許只是令人發噱的偶然，或辛酸的黑色幽默。但由此，我們卻分明聽到了一個由執拗率真、沒有城府的性格所構築的靈魂，發出的金聲鐵音的錚錚聲響。這樣的聲音，無疑遠比因自然風雨的伴奏、造訪而奔騰、激越的管溪聲，更傳神、更振聾發聵，而且更不會因風雨的遠去而消遁。儘管這樣的聲音在近代中國文人中，或許也是一個異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