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學術思想與人物》

現代學術發端于變局紛雜的晚清，歷經亂世，跌宕崎嶇，劫盡變窮，將知識分子置於選擇的尷尬之中。無論是對傳統的反省檢討還是對西方文化的打量揣摩，還是對中西文化優劣的比較拷問，都貫穿著憂患和痛楚。劉夢溪的《學術思想與人物》一書描述了陳寅恪、王國維等近代學人在修護文化傳統、重構學術秩序、彰顯現代精神上所作出的努力。

他們敏感地意識到獨立地位的缺失和自由精神的稀薄對學術發達的阻障。媚權、媚俗成為諸多學術人物繞不開的性格陷阱。功利與學術並非先天不相容，但是，一個人一旦涉足功利事務就未免心浮氣躁，鬼迷心竅，從而動搖了學術信仰。這裡面便出現了一個悖論，做學問不僅需要一個寬鬆自由的環境，而且也需要一定的經濟支援，如果連生計都不保，何以談學問？王國維在經濟上不得不依賴於羅振玉的資助，物質上的依傍反而會加深精神的痛苦。陳寅恪對自由意志和獨立精神的推崇本身就富有悲劇意味。“不自由，毋寧死”式的決絕姿態是那些把學問當成謀生工具的庸常之輩所難以企及的。在陳寅恪看來，在不自由的境遇中做學問，是對學術本質的一種踐踏。學術不僅是知識的生産場，而且也是靈魂的居所。對知識分子進行馴化和喝令，無疑是對學術人格的一種施暴和對學術自由的剝奪。學術自由不僅是一種內在的、精神的自由，而且也是一種拒絕的自由、不參與的自由抑或沉默的自由。這並不是意味著學問中人非要疏離時代，非要拋棄生活世界不可。學人的清醒不是挂在口頭那種，而是冷眼相看或笑而不答，總之，是不張揚的。像王國維那樣，“于當世之人，不加臧否。唯與學術有關者，即就其學術本身，略加評騭。”

學術秩序和尊嚴來自學術內部，來自對功利社會的超離，也來自對殘缺現實的批判，而這種精神品格不是通過知識生産的技術性操作完成的，而是凝化為一種倔強的性格和正直的人格。陳寅恪從性格意志的層面追問王國維之死，終於悟出：“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在學術烏托邦裏獨往來的學人，先天具有一種理想主義衝動，這是由其悲劇性格所驅使的。在他們看來，呼應知識和學術的召喚，發出真理的聲音，比保全生命還重要。晚年的陳寅恪有言：“早悟有身原大患，不知留命為誰來。”學人的生命終止于非學術的外部鬥爭上，這無疑是一個殘酷的結局。現代學人與政治的糾纏，是不可避免的，生逢亂世，權力頻頻變動，不能不觸及那個時代的學術神經，所以，無論是中西之爭還是保守與現代之爭，都或多或少打著權力欲求的烙印，不管學術的初衷如何，但最終還是要匯入時代的局限中來。當然，也有“違千夫之諾諾，作義士之諤諤”的精神叛徒出現，卻往往被扼殺于學術規則之外，而一些倖存者則不得不將學問的智慧轉化為生存的智慧，用平庸的面孔來掩飾才情，最終將銳氣一點點耗盡，從而將“決不從時俗為轉移”的信念拋在腦後。

被稱為“教授中的教授”的陳寅恪于晚年在強力政治的壓迫下，演繹著一個文弱書生所無法超越的悲劇。在一個“吾儕今朝皆茍活”的時代，“天賦迂腐自聖狂，讀書不肯為人忙”的宣示無疑是一種頗具分量的精神反抗。因為自認迂腐所以免卻了媚世的煩惱，因為胸中磊磊所以狂得瀟灑，狂得自在。學術的獨立性雖然與時代環境密切相關，但是，自由畢竟不是一種恩賜，也不是個人的一種想像，而是一種價值選擇，一種自在的語言方式。陳寅恪獨立性來自他極具個性的學術態度和方法。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衝突面前，他能夠做到“中西體用資循誘”，通過吸收改造融化匯合為完整一體的學術體系；在學術資源的考究、挖掘和創新上，陳寅恪以“了解之同情”探求“數千年之陳言舊説”的精髓；在難以自由表達的語境中，他探河窮源，精心釋證，著成《柳如是別傳》來表達更深一層的關切與寄託，所謂“痛哭古人，留贈來者”。陳寅恪用埋頭學術的方式完成了對世道人心的關懷與追問。

學術信仰只有植根于厚實的學問土壤中，才能夠真正生發出力量。倘若沒有宏博的知識，會通的智慧，內省躬行的功夫，不僅無法諳透學問真諦，而且也難以生發出性情和氣質的光彩。而近年來報刊上的一些關於學人為人為學的隨筆文字，對學人的放蕩性格和怪異舉止極盡誇張之能事，對其“通古今之變”的學術努力則輕描淡寫，仿佛那種特立獨行、那份超凡脫俗完全是突兀而來，毫無來由，無所憑藉。大學裏居然也有些個半吊子學者東施效顰，象逛八大衚同的陳獨秀那樣無羈，象迷戀女生的吳宓那樣處處留情，成為道德文章俱不堪言的模倣者。學術大師是不可複製的。雖然其學問、人格和人生道路的選擇都存乎這樣那樣的缺陷，但是，其中卻貫穿著一種內在邏輯，無法割裂開來。這種文化氣像是厚重的傳統文化熏陶的産物。

（《學術思想與人物》，劉夢溪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定價：2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