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防治是關係到我中華民族素質和國家興亡的大事，各級黨政領導需要提高認識，動員全社會，從教育入手，立足預防，堅決遏制其蔓延勢頭。

—— 國家主席 胡錦濤

必須充分認識到，預防和控制艾滋病，關係到中華民族素質和國家興亡。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是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持執政為民的具體體現；是堅持以人為本，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也是中國政府對國際社會和人類生存發展負責任的具體體現。

——國務院總理 溫家寶

1981年人類發現艾滋病病毒（HIV）以來，已有數千萬人死於艾滋病（AIDS）。至2003年底，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達4000余萬，2003年新感染者500萬，因之死亡300萬，達到歷史最高峰。艾滋病傳播的形勢非常嚴峻。

2004年7月11—16日，第十五屆國際艾滋病大會在泰國曼谷舉行。約一萬七千名來自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組織機構和個人代表出席了大會。這是在發展中國家舉辦的歷史上規模最大、參會人數最多、內容最為豐富的世界艾滋病大會，是人類與艾滋病抗爭20餘年來取得成績的大展示、失敗經驗的大總結，也確定和展望了未來的工作重點。

這次大會，凸顯了亞洲在全球艾滋病防治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也警示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諸國家面臨的威脅。

中國“抗艾”史上里程碑

中國發現第一例艾滋病病人至今已20年。2003年底，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估計有84萬人，包括8萬例左右的艾滋病病人。目前中國艾滋病流行的形勢極為嚴峻。艾滋病流行波及範圍廣，疫情上升趨勢明顯；面臨艾滋病發病死亡高峰；疫情從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傳播，艾滋病流行的危險因素廣泛存在。如果艾滋病流行得不到有效控制，將給個人和社會帶來嚴重的後果，成為威脅國家安全、民族興衰、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

2004年7月9日，國際艾滋病大會召開前夕，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發表題為“全社會共同努力有效預防和控制艾滋病”的書面講話，他開宗明義道：“艾滋病是世界性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和社會問題。世界艾滋病大會即將在泰國召開，表明國際社會對艾滋病流行和防治的高度重視。我國是發展中大國，有責任、有義務為亞洲和全球防治艾滋病做出自己的貢獻。”中國政府首腦為一個國際會議作專題講話，這在中國並不多見。實際上，這只是2003年下半以來，中國政府公共衛生策略歷史性改變的一個組成部分。

2003年以來，中國政府對艾滋病防治工作給予了高度重視。2003年12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副總理吳儀到地壇醫院看望艾滋病患者。2004年初溫家寶總理到武漢視察時，專門接見為艾滋病防治做出特殊貢獻的桂希恩大夫。2004年2月，成立國家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員會。3月，國務院下發《關於切實加強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4月，國務院又召開了全國艾滋病防治工作會議，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和部署。對於一種疾病的控制，中央政府的重視是前所未有的。這一系列對艾滋病防治的戰略決策，成為了中國抗擊艾滋病歷史上的里程碑。國際問題專家認為：中國政府對艾滋病問題的態度，“出現了出人意料的歷史性轉變。”

1.政策的重大轉變和突破。

五個承諾。2003年9月，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在聯合國艾滋病特別大會上發表講話，代表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對艾滋病及相關問題的“五個承諾”：(1)增強政府的責任；(2)對經濟困難的艾滋病患者提供治療藥物；(3)完善法律和法規，加強對危險行為的干預措施；(4)保護HIV/AIDS感染者和患者的合法權益，反對社會歧視；(5)積極開展國際合作。

四免一關懷。2003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溫家寶總理視察地壇醫院並與艾滋病患者親切握手座談。溫總理在講話中強調，中國政府將實行“四免一關懷”的政策，即：(1)免費抗艾滋病病毒治療；(2)免費匿名自願檢測；(3)免費實施母嬰阻斷；(4)艾滋病患者的孤兒免費上學。將生活困難的艾滋病病人納入政府救助範圍，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給予必要的生活救濟。積極扶持有生産能力的艾滋病病人開展生産活動，增加收入。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評論溫總理的“握手”：“中國領導人這一史無前例的露面引起廣泛地關注”。

2.機構提升，國家級的工作委員會成立。

2004年2月，國務院決定成立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員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吳儀任主任，中央國家機關23個部門、單位和7個省、自治區有關負責同志為成員。這是對原來“國務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協調會議制度”的提升。協調會議制度建立於1996年，至2003年，只召開過4次由衛生部司局級官員主持的會議。新成立的國家級的“工作委員會”的辦公地點目前設在衛生部王隴德副部長的辦公室。這一機構的成立，將強化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領導。

3.經費投入大幅提高。

自2001年起，中央財政艾滋病防治專項經費由原來的每年1500萬增加到1億；2002年為1.2億；2003年為3.9億，今年中央財政投入的計劃是4.7億。地方各級政府的投入也有了大幅度增加。

4.高層領導的重視和承諾。

“非典”危機中，副總理吳儀被任命為衛生部長。這一新的人事變動，顯現了中國政府公共衛生策略的轉變。這樣，吳儀副總理在中國的“艾滋戰爭”中親自挂帥。2003年12月，吳儀在參與溫家寶總理接見艾滋病患者的活動後，于當月訪察艾滋病高發地區之一的河南省，接見了有“民間防艾第一人”之稱的高耀潔。隨後訪察湖北，與專家討論安全套問題。在2004年4月6日召開的全國政府工作會議上，吳儀強調：“我國目前正處於防治艾滋病的關鍵時期。.……如果防治不力或任其發展，失去這個稍縱即逝的時機，後果將十分嚴重。如何抓住機遇，切實做好防治工作，是涉及經濟發展、社會安定、民族興亡的大事，是各級政府面臨的重大挑戰。”

2003年下半年，吳儀副總理在艾滋病高發地區選了河南省的駐馬店地區、雲南省的德宏市兩處，作為自己的工作重點。2004年8月衛生部的高強、王隴德兩位副部長分別下到這兩個省區蹲點，專抓艾滋病防治工作，直接推動和加快工作進程。

與上述決策相對應，中國政府的高層領導還承諾實施降低傷害的措施，包括提倡使用安全套，對吸毒者提供清潔針具，實行美沙酮維持療法等。2004年4月召開的全國艾滋病防治工作會議上，吳儀副總理提議開始實行一些有爭議的方案，如幫助吸毒成癮者脫離毒癮的美沙酮替代療法。這是中國高層領導第一次公開談論此類方案。

在湖北、廣西等到地開展的100%安全套推廣應用試點取得一定經驗，試點將由71個增加到200個，這一措施正在向全國推廣。2003年在5個省的8個城市開展對吸毒者的美沙酮替代療法試點工作，2004年將增加1倍。清潔針具交換試點也將由目前的17個增加到50個。

防艾政策四步曲

中國政府下大決心、花大氣力遏制艾滋病蔓延的大好局面並不是短時間內形成的。專家認為，政府防治艾滋病的政策選擇有幾個階段：

1985—1989年，“拒艾滋病于國門之外”。1985年，中國報告一名國外遊客在北京協和醫院死於艾滋病，引起社會震動。這一時期為艾滋病的傳入期，中國政府控制艾滋病的決策定位於：將艾滋病檔在國門之外。具體方法是對出入境人員強制檢測，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隔離，對高危行為進行道德評判和法律懲罰。

1989—1994年，被動應戰、局部預防。1989年，在西南地區注射吸毒人群中報告成批發現HIV感染者。艾滋病由沿邊、沿海城市和地區向內地特殊人群擴散。艾滋病在中國進入擴散期。這一時期政府的政策主要是局部預防。

1995—2000年，主動干預。這一時期，艾滋病從特殊人群向一般人群迅速擴散，進入了高速增長和蔓延期。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報告發現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賣血造成的艾滋病在中部和東部的河南等省爆發流行，同時21個省報告發現注射吸毒者感染HIV。這一階段，政府的態度逐漸由被動轉為主動，相關部門先後出臺法律法規，治理艾滋病問題。

2001年至今，全面防治。2001年始，中原一些省份因賣血感染HIV的人群中出現艾滋病發病、死亡人數攀升的局面。全國報告艾滋病病例，2001年比2000年增長206.4%，2002年比2001年增長46.4%。艾滋病潛在的社會影響在局部地區變為現實。針對日益嚴重的艾滋病流行形勢，政府調整了以往的防治策略，由過去單純性預防干預變成了防治結合、綜合治理。

尤其是2003年以來，隨著新一屆政府順利渡過“SARS”危機，隨著“以人為本、協調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和實踐，中國以全面抗擊艾滋病的決策，揭開了公共衛生戰略的新篇章。

但是，我們也要清醒的看到，中國的“艾滋病戰爭”仍然面臨著：

嚴峻的挑戰

1.數字與危險。

根據中國政府的最新估計，中國現有約84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8萬人為艾滋病患者。許多專家認為，這一估計數要低於實際數。因為農村地區資料的蒐集不充分，目前數字收集的重點僅涵蓋了五類人群：性工作者、吸毒者、性病患者、卡車司機和孕婦。但無論如何，負責這個數字的準確性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得到世界衛生組織（WHO）、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UNAIDS）和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U.S. CDC）的廣泛協助。

正視目前的估計數字，也能看到潛在的巨大危險。截止2003年底，只有62159人接受檢測後被確認為艾滋病病毒感染。也就是説，被檢測確認的數字只佔估計數的7%。其他的佔93%的78萬感染者和病人，他們是誰？在哪？政府不知道，衛生部門不知道，甚至可能這些人自己也不知道。這就造成艾滋病病毒進一步傳播的極大危險。

據稱世界上一般的感染者估計數中，本人知曉的達50%。在美國，估計數的90%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知道自己的狀況。我們目前基本上處於“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狀態。依靠目前的檢測方法和手段，我們不可能在鑒定足夠數量的感染者和患者的基礎上了解中國艾滋病的流行規律，以制訂有針對性的防治策略，很可能也來不及用科學手段防止艾滋病的大規模暴發！

2.人力及技術欠缺。

對HIV/AIDS患者進行治療, 是我國《預防與控制艾滋病中長期規劃（1998—2010）》中提出的預防與控制HIV/AIDS的重要措施之一。對HIV/AIDS，治療是切斷傳染源、阻斷再傳播的重要環節,也是最有效的預防。第一，現在疫苗的研製仍未成功，儘管目前的治療效果還不完美，但它能在最大程度上阻斷傳染源。第二，治療可以使HIV/AIDS病人的生活品質得以改善，大大地降低了AIDS的死亡率。第三，治療可以阻斷母-嬰傳播，使HIV感染者的第二代成為健康人群。最後，相關治療對全中國和全世界的經濟發展都有裨益。

但是，人力及技術的欠缺是中國目前治療實施中首先要面對的障礙。

在中國，2001年低價藥物上市，2002年國産藥物開始上市，2003年政府在“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對病人實行免費治療，國內接受治療的患者逐漸增多，這是件好事。但我們要關注的是，大範圍用藥後面是否有一支可以指導正規用藥的臨床醫師和實驗室檢測隊伍？地方衛生部門是否有能力對患者進行更廣泛的檢測，並精確的調控患者對治療的反應？只接受過中專或以下教育的鄉鎮、鄉村醫生能否執行相關的治療、用藥檢測任務？患者目前得到的是“治療”還是“有效的治療”？

目前，正規治療中的一部分病人由於副作用難以承受、缺乏相應的諮詢服務、缺乏有經驗醫生的監督和用藥指導等原因，出現治療中斷或不連續；而部分病人自購藥物服用，不正規使用、單用或錯誤組合，造成耐藥性的迅速發生和病毒變異。這樣的發展趨勢必將造成濫用抗艾滋病藥物、抗藥性艾滋病出現的局面，也會造成寶貴資源的浪費。

3.資金缺口。

資金問題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在遏制艾滋病蔓延的行動中面對的難題，中國也一樣。

2001年以來，中央財政艾滋病防治專項經費逐年增加。已由此前的1500萬元/年增至4.7億元/年。此外，國際援助也在增加。全球基金（Global Fund）承諾2004—2005年間贊助中國防治艾滋病資金3200萬美元。如果對中國頭兩年的項目執行滿意的話，第三、四、五年間中國還可以得到全球基金6600萬美元的資助。一些私人基金會如克林頓基金會、比爾蓋茨基金會也考慮在2004—2005年度向中國提供財政和技術援助。

但是，還是缺錢。為什麼？中國人口多，底子差。對付艾滋病，要“預防”還要“治療”，中央政府出臺的“四免一關懷”政策的落實，也需要資金的支撐和保障，分攤到全國各個地區及所有人群，這些國內外的資金僅僅是杯水車薪。

“四免一關懷”政策的執行中，目前全國只有127個綜合防治示範區中的部分感染者和病人享受到了由政府提供的免費治療；而其他“免費”項目的落實需要地方政府提供經費支援。例如，安徽省阜陽市2004年3月以來，實行了對感染者、病人每月發放生活補助、免費治療等生活救助和醫療救治，對受艾滋病影響的兒童免收學費。所有費用均由政府財政承擔。但阜陽市是一個不發達地區，財政收入有限，這樣的“善政”能支撐多久？目前中國的艾滋病高發地區大多是一些經濟不發達甚至貧困的地區，如果中央政府不能通過轉移支付或其他方式給地方政府以足夠的資金支援，生活救助和醫療救治完全由財政上捉襟見肘的地方政府支付，“免費”政策最終將無法落實兌現。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不能很好的落實政策、遏制艾滋病蔓延，中國將面臨失去國際援助的風險。

4.無知與歧視。

世界各國防治艾滋病的經驗表明，宣傳教育和行為干預等預防工作，是控制艾滋病流行的最有效的策略和手段。艾滋病目前仍無法治愈，預防的疫苗也仍在試驗中，宣傳教育和行為干預能使大多數人改變行為方式，從根本上避免感染這種“世紀瘟疫”。

目前的問題是：相關知識不普及，宣傳教育和行為干預的力度極為有限。國家計生委2000年12月在全國7個縣區7053份樣本數的一項問卷調查表明，中國普通民眾對艾滋病相關知識的了解十分欠缺。在15—49歲、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群中，26%的人不知道任何艾滋病的傳播途徑；49.6%的人不知道性途徑會傳染，65.3%的人不知道血途徑會傳染，87%的人不知道母嬰會傳染，83. 1%的人不知道共用注射器吸毒會傳染。在艾滋病的高發區上蔡縣，82.6%的人不知道“盲目輸入血液和血液製品”會感染。

2001—2004年在中央黨校對地廳級學員600余份樣本數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的中高級領導幹部的艾滋病相關知識狀況亦不容樂觀。被調查的領導幹部平均年齡44歲，文化程度71.3%大學，23.3%碩士，5.3%為博士。一方面，相當數量的領導幹部對不可能傳染的途徑心懷恐懼，36.5%的人認為蚊子叮咬會傳染，32.1%的人認為使用公共衛生設施會傳染，17.9%的認為與艾滋病感染者共餐會傳染，15.1%的人認為與艾滋病感染者握手或談話會傳染。另一方面，被調查者對一些可能的傳染途徑缺乏清晰的認識。37.8%的人不知道補牙、拔牙會導致感染，31.72%的人認為醫源感染不可能，16%的人不知道使用血液製品會感染。

一般民眾和中高級領導幹部對艾滋病問題的普遍無知，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

對感染者及病人的歧視普遍存在。很多人將艾滋病解釋為性亂的結果。而由於恐懼，由於道德、信任、愛心的流失，社會大眾普遍認為政府應當強制檢測和強制隔離HIV/AIDS患者。相當數量的人認為應當限制感染者、病人及家屬的工作、學習權利，以保護公眾的健康。

2003年在中央黨校的調查發現，64.5%的被調查者選擇家人被感染時採取隔離措施；60.1%的人選擇在下屬被感染時“不管他”，10.8%的人選擇“公開他的病情，解除他的工作”。相當數量的被調查者主張限制和剝奪感染者病人的工作、生活和上學的權利。

目前與艾滋病防治相關的宣傳主要集中在12月1日的“世界艾滋病日”前後。據調查，2003年12月1日，國內有關艾滋病的報道達200多篇，是平時的百餘倍。這些宣傳的媒體主要覆蓋地為城市，而目前艾滋病高發地區的偏僻農村、鄉鎮很難接觸相關資訊。生活在城市邊緣的農民工也無緣受到教育。

無知與歧視，將助長艾滋病繼續快速在中國蔓延。

如何建立預防和控制體系

中央政府防治艾滋病的方針為：建立政府領導、多部門合作、全社會參與的預防控制體系，遏制艾滋病蔓延。

我們具體看一下這個問題的幾個層面。

政府領導。這是中國“艾滋病戰爭”勝利的關鍵。世界其他國家防治艾滋病的成功經驗表明，政府高層領導的重視和政治承諾能保證“防艾”行動的有效性。在中國，政府是社會動員的核心力量，是各種資源的主要掌握、分配者。政府領導這一條落實了，遏制艾滋病蔓延就有了希望。

從政府機構的設置看，中央政府→省級政府→地區（市）政府→縣政府→鄉鎮政府，是一個縱向的逐級的領導關係，上級政府領導下級政府，上下級是政治領導、行政領導和資源配置的關係。從目前看，中央政府對省級政府的“抗艾”動員還是初步的，相應的資源配置也未到位。省級政府中，僅有兩個省的行動較為明顯：雲南省在中央領導的“談話”後於2004年初毅然頒布“省長令”，計劃用5年的時間投資5億多人民幣實施“六大工程”，包括推廣安全套、清潔針具發放、美沙酮替代等降低危害的措施；河南省政府在吳儀副總理2003年12月視察後，派幹部到艾滋病高發疫區的鄉村，幫助農民解決生活生産上的一些實際問題。其他省區的工作力度目前仍讓人期待。

中央政府在“非典”事件中採取了“行政問責”制，上至省部級高官，下及處科級官員，失職者無一倖免地丟了烏紗帽。相比之下，目前對“防艾”行動，基本上仍處於“政治動員、政治號召”的態勢。

多部門合作。“多部門”即是政府橫向領導的相關各部門，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地方醫療機構、公安、工會、青年團、婦聯、計生、媒體等。在這一層面上，政府如果能進行有效的組織動員、各部門能統一認識並聯合行動，就能實現“合作”。

現在的問題是，各地方政府能否在“防艾”方面對下屬各部門實施有效的組織動員？相應的財政支撐和資金支援能否保證？另外，現有的體制和相關法律法規，決定了各部門是“鐵路警察、各管一段”，不僅職責是分離而互異的，經濟利益也是相對獨立的。譬如，媒體受政府領導，但由於政府沒有“命令”它作防艾宣傳，出於經濟效益或其他考慮，它們目前普遍態度不積極，只在每年12月1日前後應景、表態。再譬如：對吸毒者，目前的基本手段是讓其戒毒，除自願戒毒外，主要是由公安部門實行強制戒毒、勞教戒毒和勞改戒毒。接觸吸毒人群的是公安部門，其主要職責是逮捕、監禁吸毒者，而預防、保健及降低危害的工作與公安的“戒毒禁吸”任務是衝突的。如果沒有政府的統一佈置，沒有相關法規政策的支撐，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要對吸毒者進行降低危害的相關工作是不可能的。此外，政府在支援降低危害措施過程中也有風險，因為吸毒、性交易等高危行為是主流社會道德排斥的，政府的行為會被認為是對這些高危行為的默許和縱容。

最近幾年，在廣西憑祥、雲南保山等地出現了一些多部門合作的實踐，對防止艾滋病蔓延有很好的作用。但這樣的個案仍太少。

全社會參與。這一層麵包括：各種相關科研機構部門、商業集團、私營企業、社會群團（NGO）、社區、公民個人等。“全社會參與”需要政府充分的作宣傳教育、開發動員的工作，還需要政府設置相應的激勵機制。目前各社會群團從政府得到的資訊、資源和鼓勵並不太多，加上中國公民社會的發育不良，參與是極不充分的。有的地方政府仍沿繼過去較左的意識形態化的態度，認為非政府組織即是反政府組織，或是不利於政府的組織，不僅不支援鼓勵，反而處處設限。

實現政府領導、多部門合作、全社會參與的防艾機制，是中國遏制艾滋病蔓延的關鍵。但目前來看，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祈盼我們的行動能阻止艾滋病肆虐中國的民族災難暴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