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中國當代官員心理健康問題的社會學分析》（以下簡稱《分析》

根據生活常識和簡單的邏輯我們可以推知，社會心理和社會其他層面之間存在著錯綜複雜的相互關聯和作用。雖然由於前者較難直接計量和精確測試，使我們對於這一關聯和作用的考察不得不包含一些想像和估計的成分，並因而使其結論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和粗略性，但是就總體而言肯定這一關聯和作用的正相關性則是勿庸置疑的。也就是説，隨著其他社會層面文明、富裕、規範程度的提高，社會心理也會變得越來越文明、豐富和理性，至少就一個較長歷史時段社會發展的主流來説這是合乎事實的。在此，劉東超博士《中國當代官員心理健康問題的社會學分析》（以下簡稱《分析》）一書以當代官員心理為例提供了較為充實的證據和論述。

就某種意義而言，當代官員是當代中國社會變遷的引領者、組織者和協調者。因此，其心理狀態和社會其他層面的正相關度就比其他社會群體更大和更鮮明一些。《分析》中的一個例證就頗能説明這一正相關度：此書將當代中國社會政治層面的變遷總結為五個方面，一是創新因素的大規模出現和多層次展現，二是公正和平等程度的提高，三是理性成分的增加，四是法治成分的增加，五是民主成分的增加。與之相對應，此書又指出當代官員心理意識的變遷體現為五個方面：創新意識的增長，公正意識的增長，理性意識的增長，法治意識的增長，民主意識的增長。實事求是地講，當代中國政治層面五個方面的變遷和官員心理五個方面的變遷是相當清晰和明顯的，對於它們之間的正相關性在生活中也可以為我們感知到。因此可以説，《分析》將它們平行排列、一一對應是有客觀根據的，而且這種表述方式也較為整齊有序。當然，人們對這兩個維度上的五種變遷還有各種各樣的不滿意，而且這些不滿意一般來説也有其事實依據，但我們不應因此否認這兩個維度上五種平行變遷的存在。與此相類似，此書還對當代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等層面的變遷和官員心理的變遷進行了討論，從總的方面來説，它們也是相互對應和平行的（雖然並不一定像政治層面和官員心理的對應那樣整齊有序），這也可以由我們的生活經驗證實。從哲學層面來看，社會其他層面和社會心理的對應和平行來源於社會存在對於社會意識（心理是其一個組成部分）的決定作用，來源於社會意識僅是社會存在的反映。對此，馬克思、恩格斯説得相當清楚：“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程。”

以上所論僅僅是就社會心理和其他社會層面關係的主流而言。除掉這一主流，還有一個也許更為人們關注的次要方面，那就是隨著社會整體文明程度的提高，社會心理的某些方面卻在不文明的向度上延伸，這在某些官員心理中也有明確的體現。《分析》一書也對此予以詳細論述。作者指出，隨著我國二十餘年來快速的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官員心理中出現了許多讓人擔憂的不健康因素或負面成分，其中最為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八種意識的膨脹：貪婪、玩忽、縱欲、邪情、迷信、專橫、攀比、虛偽。雖然過去官員心理中也有這幾種意識，但在當代社會中官員的這幾種不健康意識極度發達起來，並具有甚強的時代特徵。也就是説，在當代中國，社會整體的前進和某些官員心理層面的倒退呈現出相互悖反的發展趨勢。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大量新聞報道就能證明這一趨勢的存在。對於這一趨勢出現的原因，作者進行了分析：“當代中國官員不健康心理的呈現有著極為複雜的時代原因和歷史原因，這既受到歷史上剝削階級尤其是封建統治者一些心理和思想的影響，同時又受到國外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影響，還和我們國家目前法律法規不完善、道德轉型造成了某種倫理‘空洞’有關。”同時作者還指出：“正是因為當代官員不健康心理是歷史和時代的産物，所以它也會隨著時代和歷史的發展而改變，也會由於一些社會條件的逐漸消失而減輕和消除。”不知作者是否有些過分樂觀，但從長時段估計，社會整體文明的進步導致不健康社會心理的消減是符合邏輯的，只不過也許我們應該將希望放在相當遙遠的將來。

深入考察當代中國心理與社會其他層面及社會整體的關係無疑有著相當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這是我們認識當代人性和當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涉及到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比如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關係原理）如何在當代中國社會展開的問題。在此，《分析》一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較好的例證，它對於當代官員心理及其與社會其他層面關係的論述分析比較公允和充實，為我們全面考察當代中國心理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著眼點和例證。最後有必要指出的是，也許由於時間緊張等因素的影響，《分析》一書有些地方顯得有些粗糙，有些理論點涉及到了但沒有詳細展開（上文所引對於官員不健康心理産生原因的分析就是一例）。如果這本書還能再版，希望作者在這方面有所改進。（魏海香 袁世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