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又見昨天》有感

1998年，杜高，連同一部本該“付之一炬”卻在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上完整重現的《杜高檔案》，一起引起了中國知識界的震驚與關注。

2002年末，某日，一位“忘年交”介紹我認識了杜高先生。杜高先生長我46歲，是我的老前輩。朋友講，杜先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人生經歷很不一般。杜先生給我的印像是，老人的目光裏飽滿著滄桑，還有溫和與堅毅。

今年春，收到杜先生的《又見昨天》一書後，才真正了解了杜高和他的故事。

“忘年交”打電話來，讓我好好讀讀這本書。

讀罷此書，我不禁倒吸了幾口冷氣……

《又見昨天》是杜高對自己一段政治生命災難的深刻解讀，是對他與他們一代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變遷中為民族的民主進程所作出莫大犧牲的真實講述。一頁頁交代、檢討、認罪書；一頁頁檢舉、批判、勞教表……，六冊真實的原始文本，二十四年青春與生命耗盡。走過苦難的杜高先生面對著神秘又令人恐懼的個人檔案，——“呼吸急促起來，仿佛一個巨大的歷史影子重又籠罩住我”，然而他説，“重看這些材料，也不必再計較什麼是是非非。每個人都是歷史的人，都受著歷史的局限。當年的政治運動留下的這份歷史遺産，也早已違反了運動本身的意願，而充分證明了它的荒謬和違反人生……歷史是公正的，也是無情的。”——他以寬厚之胸襟、平實之文筆，將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一一道來。

《杜高檔案》是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杜高先生個人政治命運的真實記錄。它記錄了一個活潑的青年如何變成了一個衰頹的老人，記錄了一個才華橫溢的進步青年如何被政治運動塑造成了 “敵人”、“罪人”。檔案裏的第一部分材料，是在1955年5月開始的清算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和肅反運動中收集並製造的有關杜高的各種材料，證明了杜高從建國前的十多歲起就是一個“反共分子”，建國後又和胡風集團搞在一起，成為一個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檔案的第二個部分，是1957年劇協反右運動大批判組編寫的一本《小家族集團右派罪行錄》，這裡的全部材料都證明杜高是一個思想反動、道德敗壞、生活腐朽的資産階級極右分子；檔案的第三個部分，是從1958年4月到1969年11月，整整十一年六個月，杜高被囚禁在勞改農場實行強制改造的記錄。

杜高先生1930年生於湖南長沙，幼年受進步文化影響，12歲參加抗日救亡演劇活動，19歲出版了第一本文藝論集，1955年政治上幼稚、一心沉醉於藝術之夢的天真青年被牽涉進胡風案。從那年開始，到1957年更大規模的反右鬥爭，再到“十年文革”，直到1979年得到平反，整整24年的青春生命與中國的政治運動聯繫在一起，起起沉沉，生生死死——隔離審查、鬥爭會、勞動教養、“文革”風暴、街道臨時工。

一部檔案，記錄了一種痛心疾首的經歷，一段恐怖的歷史歲月，一些被扭曲的畸型的靈魂，這一切在杜高先生心靈上刻下了深深的傷痕。1979年，春天來的時候，噩夢結束了。那麼這份記錄了在那場運動中關於杜高的所有材料都是“不實之詞”，也都將“付之一炬，化為灰燼”，永遠地塵封起來。杜高先生也開始新的生活，儘管他當時已經49歲了。在一個人最美好的時候，沒有愛情，沒有家庭，沒有事業，更沒有自由。這是何等可怕的事啊。

在漫長的歲月裏，在經受了各種各樣嚴酷的浸透了血和淚的思想和勞動改造之後，杜高在孤獨、迷茫、麻木、沒有表情和生氣的生活中，卻從沒放棄過努力，他試圖一點點地掙脫長期的精神禁錮，一步步重新找回被迫失去的自我。擱筆二十年之後，他又開始戰戰兢兢地拿起筆投稿。文藝界的老朋友注意到他了。1979年春天他回到北京。1980年春天終於有了小家庭。後來又調回劇協工作。先後擔任中國戲劇家協會書記處書記、中國戲劇出版社總編輯、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書記處書記、《當代電視》主編、中國文聯全委等職。並一直從事電視藝術評論工作。1995年，他65歲離休。

就在杜高以為可以與妻女過著幸福的生活，安度晚年的時候，一部《杜高檔案》再一次殘忍地把老人拽回到歷史中去，他不得不一點一點地揭開剛剛癒合的傷口，每看一個字，他的心都在流血。在20世紀中國歷史巨變中，一位經歷了苦難卻從未對生活、對黨、對人民失去過信心的老人，以其難以想像的堅韌力，戳著傷口，寫下了《又見昨天》，完全完整地再現了與他一樣在歷史沉浮中掙扎、抗爭的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同時紀念那些被運動吞噬的同樣忠誠祖國的人們。

又見昨天，不僅見到了一位老人清醒的歷史意識，冷峻的心靈拷問，不懈的人生追求，還有他向昨天揮揮手的蒼涼、悲壯、堅強的姿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