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壓力上升與土地承載力下降、糧食消費趨增與耕地面積趨減、工業化城市化加速與農民滑向邊緣化貧困化的三大矛盾，是長期困擾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三農”問題的集中表現，要有效地化解上述矛盾，必須統籌人與自然、城市與鄉村的協調發展，在人與自然、城市與鄉村的佈局和關係上做出根本性的調整。

人口壓力上升與環境承載力下降的矛盾

對比農業文明之初全球總人口400萬，工業文明之初全球總人口10億，今天世界發達國家的總人口12億，我國13億人口可謂數量巨大。再對比歷史上人類所經歷的無數饑荒苦難、爭奪資源的戰爭以及數十個因過度開發資源導致環境崩潰而衰落的文明，我們今天的人口壓力與環境承載力的矛盾不可謂不嚴峻。在未來的二、三十年中，我國即使保持較低的生育率，每年人口凈增也高達1000萬，按低水準的每人平均消費400公斤糧食計算，每年需增加糧食生産40億公斤。我國穀物（包括稻穀、小麥、玉米）平均畝産為325公斤左右，要增加40億公斤糧食，需要增加種植面積1230萬畝。巨大的人口壓力加劇了生態環境的惡化和農業的自然風險：

①增加耕地會導致自然生態系統退縮，付出森林、濕地等被破壞和生物多樣性減少的代價，使自然生態系統特別是森林、濕地涵養水土、保護物種、自凈環境、調節氣候的功能受損，從而導致環境污染積累和自然災害特別是洪旱災害頻發。

②過度耕作會導致水土流失和土壤有機質耗損加劇，使豐水地區耕地自然肥力下降，糧食産區的土地生産力普遍下降；缺水地區地下水消耗加快，地下水瀕臨枯竭，我國的地下漏斗已高達15萬平方公里。

③長期的自然肥力耗損和單一作物年復一年的大面積種植，使糧食生産對化肥、農藥的依賴性加重，既增加了農業生産投入又污染了生態環境，導致生産成本上升和農産品品質下降。

④過度放牧、過度耕作、水土流失和乾旱化，導致荒漠化蔓延，在生態環境脆弱的地區，人與自然已走向兩敗俱傷。

⑤轉基因作物只能固土壤中的氮而不能固空氣中的氮，即使撇開轉基因食物的生態風險不論，其增長的潛力也是有限的。

人口壓力上升與環境承載力的下降是長期困擾我國“三農”問題和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性矛盾，如不找到化解的途徑，就會愈往後愈加嚴峻，

糧食消費趨增與耕地趨減的矛盾

隨著每人平均收入的提高，膳食結構中的肉禽蛋奶比重會提高，肉禽蛋奶是糧食按食物金字塔規律轉化而來的。發達國家每人平均糧食消費量為1000公斤，亞洲國家受飲食習慣影響但主要是受發展水準所限，膳食結構中的肉類比重較低，目前的每人平均消費糧食也有500公斤，以此為標準，按2030年後我國人口16億的粗略計算，需消費糧食8億噸。我國歷史上糧食總産量的最高水準是1998年的5.12億噸，此後連續5年下降，2003年已降至4.31億噸，這個數字與2030年的糧食消費總量相差3.7億噸。目前的糧食缺口可以通過進口來平衡，但世界糧食貿易總量長期穩定在2億噸左右，如果一國的糧食缺口遠遠超過世界糧食貿易總量，其後果肯定是災難性的。

1996年，我國共有耕地19.5億畝，每人平均1.59畝，2003年，耕地減少到18.5億畝，每人平均1.43畝，耕地減少年均超過1000萬畝。平原是我國最珍貴的農業資源，耕作條件最好、畝産量為其他耕地2倍以上的約9億畝優質平耕地主要集中在平原。但是，工廠、城市、道路也主要集中于平原，工業化、城市化對耕地的侵佔也主要發生在平原。2030—2050年間，我國人口將穩定在16億左右，這期間城市化率在達到70%後開始穩定，我國的城市化率要達到70%，就將有11億城市人口，比現在要凈增6億，按1998年以來我國城市化每人平均佔地0.8畝計算，增加6億城市人口需佔地4.8億畝，如果這主要是以侵佔優質平耕地而獲得，其後果無疑也是災難性的。

糧食消費趨增和耕地面積趨減，是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出現並將長期困擾“三農”和發展全局的又一大矛盾，如不找到化解途徑，會使本已嚴峻的人與自然的矛盾進一步加劇。

工業化城市化加速和農民邊緣化貧困化的矛盾

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城市化加速的過程中。工業化城市化的加速過程，也是一個農業人口非農轉移加速的過程，這種非農轉移的加速，既能不斷增加農産品的市場需求，又能不斷減少農業勞動力，在農産品價格和農業生産資料投入成本穩定的條件下，在計算農業生産經營效益和農民收入水準的數學公式中，這是一個分母不斷減少，分子不斷增加的過程，從而是一個農業生産經營效益和農民每人平均收入不斷提高的過程，這一過程會激勵農民擴大耕種面積或提高單位農田的産量以增加供給滿足需求。

但是，這一過程被耕地不斷減少，農業勞動力難以有效轉移，農業生産經營規模過小，農用生産資料價格上升，農民負擔過重，農業扶持和保護力度不足等因素所阻滯，農民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被邊緣化了。1950—1980年的30年中，我國城鄉居民家庭每人平均純收入之比在2.5：1左右，1986年，這一比例曾下降至1.86：1，此後雖有波動，但總體呈升高趨勢，2003年升至3.25：1。目前農村尚未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有3000萬左右，初步解決溫飽的低收入人口有6000萬左右，此外還有一大批基本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2002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為7703元，而農村居民純收入達到5000元以上的戶數僅為11%。20世紀60年代初，全國在校大學生的農村生源約有70%，現在只有約30%，農村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7年左右，小學以下文化程度的農村勞動者佔54.17%。農村中小學適齡兒童的入學率大大低於城鎮，學生輟學率、流失率也大大高於城鎮。

工業化城市化加速與農民邊緣化貧困化是多年來困擾“三農”和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矛盾，它導致8億農民消費需求嚴重不足，工業産品供給低水準過剩和工業生産經營困難，投資過多流向城市房地産和與之相關的高能耗高物耗産業，導致能源原材料緊張加劇，經濟增長主要靠部分工業高速擴張和城市擴張自我迴圈，這一矛盾如不找到化解的途徑，必將帶來三大後果：少數富人過度消費資源，從而加劇人與自然的矛盾；多數窮人靠竭地而耕生存，又從另一個方面惡化生態環境；貧富懸殊導致經濟結構失衡和社會結構失穩。上述矛盾和問題如不斷相互傳遞、加強，有可能導致極難應付的局勢。（作者孫家駒係江西省委黨校科研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