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下半年以來，黨中央、國務院針對我國新一輪經濟週期上升階段出現局部經濟過熱的勢頭，加強了對固定資産投資規模的宏觀調控。應該説中央政府的頭腦是清醒的，見微知著，決策及時正確。然而前一時期宏觀調控的成效不夠顯著。今年一季度全國的投資熱度未能在調控中有所“降溫”，投資規模未能在調控中縮小。第一季度投資又猛增到43%，其中一些行業的投資增速高達100%以上。可以毫不誇張地説，地方政府在現行體制下，熱衷於投資擴張，偏好粗放型增長仍是個較普遍的現象。扭轉這種現象實乃宏觀調控的當務之急。
目前我國經濟運作狀況表明，對新一輪的投資過度擴張的行為若得不到有效遏制，任其發展下去，勢必使煤、電、油、運的問題更加突出；勢必加劇結構不合理的矛盾；勢必拉動生産資料價格進一步上漲，加大通貨膨脹的壓力，從而就有可能重蹈以往我國經濟大起大落的覆轍。大起大落會對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破壞，恢復起來需要更長時間，付出更大的代價。面對這種嚴峻的發展態勢，地方政府為什麼仍然熱衷於投資擴張，偏好于粗放型經濟增長呢？筆者認為，除了受地方人口、就業壓力等因素影響外，還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政績意識。“為官一年，造福一方”是我國地方政府官員傳統的政績意識，也是他們為民造福的良好願望。而投資發展新項目，增鋪新攤子，這是地方政府官員顯示政績的主要方式、主要標誌。每一任政府領導均想在任期內改變本地面貌或留下使人對其記憶和稱讚的建設項目，在好大喜功，一味追求政績的心理趨動下，爭投資、上項目、趕速度，追求數量型擴張行為由此産生也就不足為奇了。這種追求數量擴張的投資模式，如果資源供給量是充裕的，生産的産品是有市場的，經濟效益是不斷提高的，那麼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投入擴張並無壞處，可加快經濟發展的速度。但是在資源約束型的經濟條件下，各地片面擴大投資規模，搞低水準、高消耗的重復建設，勢必會遇到基礎産業部門的瓶頸制約，加大資源短缺的缺口，並有引發通貨膨脹的可能，難免造成經濟增長的大幅度波動。
二是區域攀比。近年來，各地區在經濟增長問題上，相互攀比、爭先恐後的現象甚為普遍。各地政府官員非常看重本地區經濟總量、經濟增長速度等指標在全國、全省的排位，有的想爭做“領頭羊”、“排頭兵”，有的想儘快進入“第一方陣”，因為這涉及到他們的榮譽、地位和級別的升遷。特別是經濟發展水準相近的地區，相互間均表現為不甘落後，互爭前列，孕育著強烈的進取精神和競爭觀念。這固然有值得肯定的因素，問題是不少地區缺少求真務實精神，脫離實際，不顧條件，競相提出“趕超戰略”、“跳躍式發展”，要建多少多少個大工程、大工業帶、大工業區、大工業走廊，盲目與其他地區比規模、賽速度、爭名次，大刮攀比風。攀比的結果，無疑對各地投資擴張衝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引發了地區間投資增長的競爭，建設項目總量的競爭，增長速度快慢的競爭，從而造成中央調控政策得不到落實，低水準重復投資久壓不下的局面。
三是利益驅動。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央向地方同時進行行政性和經濟性雙向分權，地方政府實際上成了區域經濟發展的利益主體，從而中央與地方的權利格局發生了顯著變化，出現了主體多元化的格局。地方政府從舊體制下的非利益主體向利益主體轉化是歷史性的大進步。但由於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權利缺乏明確界定，加之又實行了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因而具有相對獨立經濟利益的地方政府，從維護和發展本地利益出發，即使不企圖在政績方面急功近利，也必然會利用其所具有的膨脹而缺少約束力的權力，實行種種有利於擴大自身利益的發展政策。管他是粗放型還是集約型，只要有資源就開發，有資金就上項目，有價高利大的産品就發展。這幾乎已成了各地方政府的通病。照一般規律而言，經濟增長應包含數量擴張、效益提高和結構優化三要素。從經濟運作的長過程看，沒有這三要素的協調，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和健康發展是不可能的。但就某一短時間來説，單純的投資擴張也可能取得一個時期的經濟增長、利益增加，這就使得不少地方政府在利益驅動下，對投資擴張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致力於靠投入滿足自身短期利益的實現。這也是導致當前固定資産低水準投資膨脹，中央調控決策不能暢通無阻的一個重要誘因。
四是體制性障礙。地方政府熱衷於投資擴張，主要癥結還在於體制。時下，由於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最初是由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推動的，經濟學上稱為強制性制度變革。這種政府推動市場化進程的行為，在很多場合又是以政府直接參與市場活動的方式進行的。投資活動也不例外。規模過大，低水準投資，重復建設過多的政府性因素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政企關係不順，職能不分。可以肯定地説，一個真正面向市場的經濟主體，在內有動力，外有市場競爭壓力的機制下，都會把經濟效益作為選擇是否投資、投什麼行業和産品，投量多少的標準，不會不顧市場風險，盲目追求投資擴張的。由於目前我國的企業還未真正成為面向市場的競爭主體，各種類型的企業和地方政府仍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不少企業的行為仍受政府左右，受政府驅動。即使是民營企業投資，背後也有政府的影子，政府主持的項目比比皆是。正是在政府支配下，許多企業想方設法上項目、鋪攤子，滿足於一時粗放型增長。其次在於我國的利率決定體制。利率反映的是資本的價格，在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由資金供求狀況決定。當投資需求因某種意外因素而激增時，通常會導致利率的上漲，從而緩解投資的擴張衝動。然而在我國，名義存貸款利率仍由央行報國務院批准後執行，缺乏彈性，從某種程度上導致了投資取決於物價水準的高低，物價水準越高，實際利率越低，投資勢頭越強勁。目前實際利率已經下降到了近兩年來的最低點，從而引發投資“暴漲”。
五是考核機制。從一定意義上説，考核機制是指揮棒，有什麼樣的考核機制，就有什麼樣的政府行為去組織和領導經濟增長。時下我們對地方政府官員政績的考核，偏重於經濟增長的數量、規模、速度等指標，經濟增長的速度快，就認為那個地方幹部有政績，提拔使用就快。有的地方甚至把招商引資的數量，投資上新項目的大小和多少作為考核提拔幹部的標準。新建項目是外延的，産值增加快，容易出政績；而更新改造、結構調整一般是內涵的，效益雖好，但産值增加慢，不易出政績。由於地方政府政績的考核同本地投資規模相關，而政績大小又同政府官員升遷提拔相關，這種機制取向促使地方政府直接上陣拼經濟，鋪攤子上項目，不惜以違規和鉅額債務，通過過度投資拉動GDP。可以説，這乃是地方政府不惜成本塑造形象，急於創造政績的主要動力所在，恐怕這已成了不少地方政府普遍的行為特徵。
為了確保中央宏觀調控決策落實到位，延長我國經濟週期的上升階段，保持經濟增長的良好態勢，我們固然應對地方政府加快發展的積極性保護好、引導好、發揮好，同時必須通過多種途徑和手段規範、約束地方政府的投資行為，抑制各地過度擴張的勢頭。如要加大政企分開和投資體制改革的力度，讓政府儘快退出投資市場主體地位，在資源配置上不再擔當主要角色。要調整對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制度，設計科學的考核體系，改變考核政績的方法。同時為了保證政令暢通，必須嚴明紀律，強調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各級地方政府應在思想上、行動上自覺服從中央宏觀調控大局，這樣才能保持我國經濟平穩協調較快發展。 （作者姜作培係江蘇省南通市委黨校副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