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營企業家的思考(一)
經過20多年的發展,民營經濟從無到有、由弱到強,已經成為推動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在拉動經濟增長、解決社會就業、促進技術創新、增強經濟活力、為國家創造稅收和保持社會穩定等方面,民營經濟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然而,民營企業在中國的企業中還是弱勢群體,仍然遭受著某些歧視性的“非國民待遇”,如融資渠道不暢、不平等競爭和行業進入限制等等。多數民營企業還處於創業後的成長期,迫切期望能在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中得到發展和壯大。怎樣通過改革的深化和制度創新,形成這樣的發展環境,並保證中國經濟避免重蹈“拉美化”覆轍,這是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
——作者題記
1.何為“拉美化”之憂?
“未來10年或20年,中國企業還能是本土經濟的主角嗎?中國經濟將誰主沉浮?”一種沉重的思考開始籠罩在中國企業界。這種思考,是來自於中國企業家階層對民族經濟的一種擔憂。
把脈這種擔憂,人們才發現,它並非空穴來風,小題大做,而是源於對中國經濟的“拉美化”之憂。所謂“拉美化”,是指拉美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由於選擇“外資主導型”開放道路,而獲得了階段性經濟快速發展,但它是以喪失對本國經濟、資源的控制權為代價的,從而引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動蕩等一系列危機,至今在一些領域造成的陰影還依然揮之不去。
2.拉美國家是如何走入危機怪圈的?
拉美國家走入危機怪圈,應該説是從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開始的。20世紀50年代,“進口替代”型工業化發展道路,在拉美國家得到廣泛推行,並取得了顯著成效。但由於拉美國家普遍實行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大大削弱了市場機制的作用;同時,由於拉美國家割裂了本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繫,又難以獲得國際分工中的比較利益。從60年代中期開始,拉美國家“進口替代”工業化遇到了諸如市場飽和、企業效益低下、産品很難打入國際市場,失業增加,財政赤字不斷增加等嚴重問題。
進入70年代,面對上述諸多矛盾和問題,拉美國家又重新加強對經濟活動的控制和直接干預,以推動“進口替代”工業化向高層次發展。結果這些國家的經濟雖維持了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但是“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模式所帶來的諸多矛盾根本沒有解決。於是從70年代中期開始,以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等為代表的拉美國家,開始進行大刀闊斧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其主要內容包括:建立國內資本市場,放開利率;大幅度減少或取消對信貸的限制;降低進入金融部門的壁壘;降低銀行準備金要求;對一些國有銀行實施私有化;允許在國內開設存款賬戶以及逐步放鬆對外資流入和流出的限制等。
然而金融自由也不是包醫百病的,它使拉美國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80年代初期,拉美國家脆弱的經濟,開始受到來自國際形勢變化的嚴重衝擊,先後陷入了自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之中。與此同時,拉美國家為了挽救瀕臨崩潰的本國經濟,普遍實行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政府大量舉借外債,國營企業、公營銀行在政府的擔保下也向國外大量借債。結果又使拉美國家爆發了嚴重的債務危機。
進入90年代,拉美地區依舊不得安寧,又相繼爆發了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9年巴西金融危機。直到現在,拉美金融危機悲劇還在不斷重演。據統計,從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間,拉美地區的每人平均收入僅增長了1/10,本國貨幣對美元貶值平均下跌50—70%,各國GDP平均下降5%以上。
我們不能否認,金融自由化使拉美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金融壓抑”,帶來了本國的經濟增長。但是,金融自由化也使拉美國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金融危機頻頻發生,社會矛盾日趨惡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德米爾哥·昆特和德特拉賈凱對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進行了深層次的分析,他們認為金融自由化的過度實行和實施順序的錯誤,以及實施條件的不具備等,是導致拉美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拉美國家的金融自由化實踐也證明:一個國家過快地推行金融自由化,往往會引起該國宏觀經濟的不穩定,使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增強。因此,過度的金融自由化是發生金融危機的重要誘因。金融自由化給拉美國家帶來的災難是深重的,教訓是慘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