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營企業家的思考（一）

經過20多年的發展，民營經濟從無到有、由弱到強，已經成為推動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在拉動經濟增長、解決社會就業、促進技術創新、增強經濟活力、為國家創造稅收和保持社會穩定等方面，民營經濟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然而，民營企業在中國的企業中還是弱勢群體，仍然遭受著某些歧視性的“非國民待遇”，如融資渠道不暢、不平等競爭和行業進入限制等等。多數民營企業還處於創業後的成長期，迫切期望能在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中得到發展和壯大。怎樣通過改革的深化和制度創新，形成這樣的發展環境，並保證中國經濟避免重蹈“拉美化”覆轍，這是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

——作者題記

1．何為“拉美化”之憂？

“未來10年或20年，中國企業還能是本土經濟的主角嗎？中國經濟將誰主沉浮？”一種沉重的思考開始籠罩在中國企業界。這種思考，是來自於中國企業家階層對民族經濟的一種擔憂。

把脈這種擔憂，人們才發現，它並非空穴來風，小題大做，而是源於對中國經濟的“拉美化”之憂。所謂“拉美化”，是指拉美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由於選擇“外資主導型”開放道路，而獲得了階段性經濟快速發展，但它是以喪失對本國經濟、資源的控制權為代價的，從而引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動蕩等一系列危機，至今在一些領域造成的陰影還依然揮之不去。

2．拉美國家是如何走入危機怪圈的？

拉美國家走入危機怪圈，應該説是從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開始的。20世紀50年代，“進口替代”型工業化發展道路，在拉美國家得到廣泛推行，並取得了顯著成效。但由於拉美國家普遍實行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大大削弱了市場機制的作用；同時，由於拉美國家割裂了本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繫，又難以獲得國際分工中的比較利益。從60年代中期開始，拉美國家“進口替代”工業化遇到了諸如市場飽和、企業效益低下、産品很難打入國際市場，失業增加，財政赤字不斷增加等嚴重問題。

進入70年代，面對上述諸多矛盾和問題，拉美國家又重新加強對經濟活動的控制和直接干預，以推動“進口替代”工業化向高層次發展。結果這些國家的經濟雖維持了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但是“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模式所帶來的諸多矛盾根本沒有解決。於是從70年代中期開始，以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等為代表的拉美國家，開始進行大刀闊斧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其主要內容包括：建立國內資本市場，放開利率；大幅度減少或取消對信貸的限制；降低進入金融部門的壁壘；降低銀行準備金要求；對一些國有銀行實施私有化；允許在國內開設存款賬戶以及逐步放鬆對外資流入和流出的限制等。

然而金融自由也不是包醫百病的，它使拉美國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80年代初期，拉美國家脆弱的經濟，開始受到來自國際形勢變化的嚴重衝擊，先後陷入了自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之中。與此同時，拉美國家為了挽救瀕臨崩潰的本國經濟，普遍實行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政府大量舉借外債，國營企業、公營銀行在政府的擔保下也向國外大量借債。結果又使拉美國家爆發了嚴重的債務危機。

進入90年代，拉美地區依舊不得安寧，又相繼爆發了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9年巴西金融危機。直到現在，拉美金融危機悲劇還在不斷重演。據統計，從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間，拉美地區的每人平均收入僅增長了1/10，本國貨幣對美元貶值平均下跌50—70%，各國GDP平均下降5%以上。

我們不能否認，金融自由化使拉美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金融壓抑”，帶來了本國的經濟增長。但是，金融自由化也使拉美國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金融危機頻頻發生，社會矛盾日趨惡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德米爾哥·昆特和德特拉賈凱對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進行了深層次的分析，他們認為金融自由化的過度實行和實施順序的錯誤，以及實施條件的不具備等，是導致拉美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拉美國家的金融自由化實踐也證明：一個國家過快地推行金融自由化，往往會引起該國宏觀經濟的不穩定，使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增強。因此，過度的金融自由化是發生金融危機的重要誘因。金融自由化給拉美國家帶來的災難是深重的，教訓是慘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