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經歷近十年“高增長、低通脹、低失業”的黃金髮展時期，失業率從1992年的7.4%逐年下降到2000年的4.0%的低水準。然而，從2000年第四季度開始出現經濟增長乏力，“9·11”事件更將美國經濟推進正式的衰退，失業率不斷攀升，2003年6月的失業率竟一度創9年來的最高紀錄6.4%。為儘快遏止經濟衰退和失業增加的趨勢，布希極力推銷他的減稅計劃，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頻頻動用減息鈍刀。根據經濟學理論，經濟恢復增長應帶來就業的增加和失業的減少。但是，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儘管促成了2003年第三季度高達7.2%的經濟增長速度，卻仍未能有效地創造更多就業職位，失業率仍高達6.1%。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非一致説明，美國可能正進入一種伴隨失業增長的經濟復蘇，失業的夢魘揮之不去。

當前美國的伴隨失業增長的經濟復蘇情況，是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條件下出現的新的失業問題，具有其內在的形成機理。

1、知識經濟使美國的勞動生産率高速增長，總供求格局的變化導致勞動力的需求不足。美國長達10年經濟過熱中的盲目擴張導致生産能力嚴重過剩，企業利潤大幅度減少是企業投資持續低迷的主要癥結所在，但美國企業要消化長期過度擴張所形成的過剩生産能力亦非短期就可奏效。出口也因面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增長乏力，存在鉅額貿易赤字。就業是一種派生需求。目前美國經濟處於低谷，又受9·11事件和隨後的大量反恐消耗的衝擊導致需求的不足，大量裁員與週期性失業增加勢所難免。與勞動力需求不足失業增加的趨勢相反，美國推遲退休年齡、大幅削減社會保障費用，又推動了勞動力參與率的提高和勞動力供給的增加。

2、美國經濟的結構調整與産業升級，積聚了大量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人口。美國商務部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全美計劃中的資訊技術工人數量將從1994年的136.5萬人增加到2005年的218.5萬人，如果考慮將有22.7萬人退休，則年均需增加9.5萬人，而全美所有大學1994年總共才畢業2.45萬名電腦和資訊科學學士。與此相對應的是，在第一産業和第二産業中的製造業就業的人數及所佔比重不斷下降，夕陽産業失業者大量增加，造成新的結構性失業問題。

3、經濟全球化使國際分工結構大大深化，産業轉移與通過“轉包”出口工作崗位，客觀上使美國失業形勢“雪上加霜”。

其一，産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導致以製造業為代表的很多美國傳統産業的萎縮和産業轉移，是製造業工作崗位減少的主要原因。由於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的傳統産業紛紛外遷，跨國公司爭先恐後將生産基地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國家和地區，確實導致了美國國內製造業等傳統産業失去了許多工作崗位。僅自2001年至今，就失去了260萬個工作崗位。近3年來一直處於低迷狀態的美國製造業又裁員2.6萬人，使該行業出現連續41個月裁員的境況，同時也使去年全年的裁員總數達到50萬人左右。

其二，高科技服務業可以分割的特性，使其可以大量轉包到低工資國家，客觀上也導致了工作崗位的大量出口，加劇了失業的嚴峻形勢。儘管美國的工資長期增長緩慢，但福利成本居高不下、增長迅速，較高的勞動力成本促使美國的企業將業務“外包”給低工資國家。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3年的一年裏，雖然美國員工工資的漲幅僅為2.9%，但福利成本則飚升了6.3%。以電話客戶服務為例，美國的電話客戶服務人員每小時至少要掙15美元，還要付給加班費和夜間補貼；而同等服務品質的印度電話客戶服務人員每小時收入不到2美元，況且英文流利、反應迅速、態度友好。因此，已有越來越多的美國公司將其電話客戶服務部遷至印度。與此相類似，印度也因沒有語言障礙、工作勤奮、普遍精通數理化並能迅速掌握高精度技術，具有其他發展中國家難以企及的優勢，而成為美國軟體“外包”業務的主要接受者。目前，通過“外包”業務美國已出口大量客戶服務業、軟體業等服務行業的工作崗位，引起這些行業失業人數的不斷增加和不滿情緒的高漲。

從總體上看，是因為當前的美國經濟正處於經濟週期的低谷導致就業機會減少，從結構上看，是知識經濟發展引發的産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導致就業崗位分佈産業間的重大調整使摩擦性、結構性失業大量增加；從全球視角看，是經濟全球化大大深化國際分工格局，向發展中國家進行産業轉移使這些産業的工作崗位大量流失，而新近出現的新興産業的公司通過業務“外包”，又將新創造的可填補工作崗位出口到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可見，美國當前失業嚴峻的窘境，雖説是知識經濟和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出現的新問題，卻是非常符合資本主義經濟週期性發生的規律：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知識經濟的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配第—克拉克定理揭示的産業收入差異和産業結構變遷趨勢以及資本追逐最大化利潤的“天性”，具有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