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飛亞
政府決策過程中吸收和利用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美國可能是走在最前面的國家。因為這個政府最早面臨管理一個日益複雜的現代社會的挑戰。早在上個世紀20年代美國總統胡佛就設立了大批諮詢委員會，給他提供資料和政策建議。羅斯福進一步起用一些“智囊”企劃新政事業，加強了專家在政府中的作用。不過這種帶個人色彩的“智囊”不久就讓位於制度化的研究網路和諮詢機構，也就是所謂的“思想庫”。二戰以後，思想庫在數量、規模和影響方面獲得巨大的增長。上世紀末全美這種機構約有1200個，僅在華盛頓特區就有100來個，此外還有數以千計的依託大學的研究所。這些機構成了大學與政府，也就是社科研究者用專業知識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建設性資訊和服務的橋梁。
在美國對公共政策頗有影響的社會科學家大致可以分為幾類：
第一類是那些在內閣，或者在國家安全顧問委員會、經濟顧問委員會據有高位者。這些人被稱為“學者政治家”。他們是政策精英中最著名的人物。他們或因自己的政策建言經住實際的考驗，或者因其專業知識而與眾不同。他們不僅有現代專業知識賦有的權威，還有類似古代國王顧問那種重要地位。
第二類一般在大學的或私立的政策研究中心、或政府設立的研究機構中，長期從事某項特定的政策研究工作，他們被稱為“政策專家”。這類人大部分時間在進行政策研究或者教書育人，而不參與決策或擔任全職諮詢工作。他們提出的理論有時會被整合到政策中去，他們的學生可能走從政之路。就這點來説他們對公共政策會産生長遠影響。
第三類是所謂的“政策顧問”。這些顧問以合同制的方式研究政府部門提出的問題，他們為政府提供資料、評估政府計劃的可行性，或者監督計劃的實施。蘭德公司、城市研究所、SRI國際研究所的大多數政策分析員及另外一些合同制研究機構中的研究人員屬於這一類型。他們與政府的關係受制于雙方的合同，他們最主要的對象就是委託他們研究的客戶，而不是學術界或者廣大公眾。近年隨著一些大企業管理層，迫切需要對可能影響其商業運作的國際事件或者國內政策作出評估，這類顧問現在也開始為企業團體服務。這促使一些私人性的營利諮詢公司的興起，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命名的基辛格協會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家。
第四類是近年來數量持續增長的 “政府專家”，這些專家不是指那些被任命為高層顧問者，而是某些政府機構中的成員，諸如國會預算辦公室、各種專業委員會、國會下設的研究所或分析部門、或者獨立機構。他們的學術訓練和專業知識通過這些機構發揮作用。
第五類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涌現的新類型專家，有時被貶稱為“媒體教授”，更確切地被稱為“政策詮釋者”。隨著公眾對各種社會事件日益關注，新聞界不僅需要更專業化和受過更好教育的記者，也越來越依賴各方專家。這個“政策詮釋者”群體在報紙上，在新聞廣播節目、在日漸流行的電視採訪如有線新聞網（CNN）中找到機會。報刊和電視新聞依靠他們增加了新聞的深度和影響力。整體來説，專家對新聞界的這種貢獻是有價值的，但他們自稱擁有的專業權威有時並未受到同行的認可。
在政策精英中最後一類就是“政策企業家”，儘管他們有時也充當政策解釋者或專家的角色，他們主要從事研究機構的建設。他們動員資源去推動特殊具體的建議，在不同類型的研究者和活動家之間建立聯合，培養有志者成為政策精英的成員，創辦新的雜誌或出版企業。他們中有些是著名研究機構的創辦者和管理者，有些是基金會的主席和政策雜誌的出版者。
自然，以上這種劃分並不精確，只是大致説明社科專家在美國現代公共政策形成和實施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多年以來，美國社會科學專家為現代政治機構運作和管理複雜的經濟提出許多社會科學工具。例如預算方法，人事管理，經濟表現的統計指標，評估政策和計劃的技術等等。沒有這些技術，就不可能有社會保障或其他大型的政府計劃成功實施，就不可能有在統計基礎上展開的卓有成效的財政和貿易政策的辯論。偏好理論的社會科學家還提供了一種洞察力，提出了觀察和解決政策問題的方法，例如商業週期理論、凱恩斯方法財政政策、貨幣理論、“公共選擇”理論、微觀經濟方法、人力資源理論。他們也不時地提出宏觀政策概念，如“互相必然摧毀”論、“第一次打擊能力”、及“Supply-side 經濟學”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社會科學家並不提出使國家政策發生劇變的建議，而是以深思熟慮的研究成果推動社會漸進小步的轉變，而不是激進的離開現存制度。美國人認為權力沒有知識是一件令人恐怖的事，但知識如果沒有對人類生活實際關懷和經過實際的驗證是徒勞和可笑的。這兩者必須有某種程度的結合。
總之，美國社會科學與輔助性政策研究機制的緊密結合，為政府及大企業的決策提供了有力的社會科學的支撐，首先提供科學依據，其次又進行科學的評估，大大減少了決策失誤的可能性，成為美國現代社會不斷發展的動力之一。歷史上看，沒有哪個國家象美國那樣對社會科學研究如此的重視和依賴。不過，在美國之後，思想庫在其他發達國家逐步興起，一種被稱為“思想工業”的新的社會行業正在這些國家嶄露頭角。例如英國自由市場思想庫對保守黨的復興作出了貢獻，以美國經濟發展委員會為模式的企業研究會在歐洲大陸的許多國家興起。日本則在緊隨美國之後，建立了大批附屬於企業的研究機構到類似美國諮詢公司一類的思想庫。這些國家積極利用社會科學資源推進現代社會發展新趨勢也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