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唐
就在中國的處境而言,去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南非作家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比前年得獎的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伊姆萊幸運得多:他的書獲獎前一年就出了中譯本,而後者的書獲獎後一年才出中譯本。
獲獎會影響對一個作家、一部作品的評價。不過,我們畢竟只出了一本《恥》,我覺得還不能站在“全面評價庫切”的高度來談這本小説,而只能以“我們所了解的唯一一本庫切小説”為基礎來談這本小説,試著做一次解讀或者誤讀。
戴維·盧裏是開普敦一位大學教師,他勾引自己的學生梅拉妮,結果不得不面對一場調查。人們認為他侮辱了一位女子,而他只承認自己做了愛欲的僕人,拒絕公開悔過而“蒙受恥辱”。他聲稱“我不需要人代表。我完全能代表自己。”於是他失去了教職,到偏遠的農場與女兒露茜住在一起。
露茜崇尚簡樸生活、依戀土地,帶有自然保護主義傾向。戴維拒不向業已改變的現實妥協。他一再聲稱自己是個“舊派的人”,寧肯被槍斃,也不願“私生活成了公眾的事”。但他不知不覺間在干涉女兒的私生活,他企圖説服女兒“去做那些所謂更重要的事情”,可是露茜既不願對抗,也不願逃避,認為“根本就不存在更高層次的生活,生活就是現在這個樣子,那是我們同動物共同擁有的生活。”
動物,尤其是狗,作為隱喻或象徵在小説中時時出現。戴維幫助動物福利會把被人遺棄的動物殺死、處理掉。最初只是出於無聊,可後來這變成了他的一種生活方式。他努力表現出對動物的關愛,不讓它們像一件垃圾那樣被處理掉,使它們死得有起碼的尊嚴,避免死亡帶來的恥辱。
可以説,正是為了逃避恥辱,戴維才來到農場,但在這裡,他面臨更徹底的恥辱,逃無可逃,避無可避:他們遭到三個黑人的搶劫、欺辱,露茜被強暴並懷孕,他被燒傷。他想按自己的“舊派”做法:報警,尋找罪犯,尋求正義的伸張,但在後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他的想法顯然太理想化了。於是他又想到逃避,想讓女兒離開農場,由他安排出路或到荷蘭找她生母。但露茜拒絕了。
露茜想回到農場,“像以前一樣生活。”然而,事實上她已經不能了。她不願再住那間使她蒙辱的臥室,她失去了健康活潑的生活態度,她只是消沉地承受這一切。雖然她不肯承認,但她的確是生活在恥辱的陰影中。不肯離去,就得設法與鄰居佩特魯斯妥協。
佩特魯斯“極有耐心,精力充沛,不知疲倦。”,“誠實地做苦工,誠實地狡猾”。甚至可以猜測,他就是搶劫、傷害戴維父女的暴行的幕後主使、縱容者。他顯然不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的新南非人,但戴維對他無能為力,而露茜也只能寄望于他的庇護。事實上,正是佩特魯斯這樣的人在主宰著露茜,甚至戴維,甚至南非的現狀。他們代表了新的生活模式、新的道德行為準則,而“舊派”的道德行為準則在他們面前一敗塗地,飽受恥辱。
露茜情願成為佩特魯斯的第三房老婆,把農場過戶給對方,以這些戴維看來難以忍受的恥辱,換取最後的尊嚴:保有自己的房子,狗棚。但是,她能如願嗎?
露茜不向警方説明自己被強暴,不許盧裏過問此事,是因為:“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完全屬於我個人隱私。換個時代,換個地方,人們可能認為這是件與公眾有關的事。可在眼下,在這裡,這不是。這是我的私事,是我一個人的事。”這段表述與戴維拒絕公開悔過的表述驚人地相似,但這已不是自由主義、個性主義的宣言,而只是對現實無可奈何的臣服。這看似捍衛隱私、個性原則的理論,其實只表明瞭對隱私、個性所蒙受的恥辱的無法回避。
戴維重新回到開普敦,他發現“鄉村正以不可阻擋的勢頭向城市進發呢。……用不了多久,歷史就會走滿一個圈。”他能做的,只是默默地生活在租來的小屋裏,等待露茜孩子的降生,帶著愛把狗殺死,並且,創作那部主題虛幻、也許永遠不會完成的歌劇《拜倫在義大利》。
戴維崇尚的“舊派”思想固然太理想化,而露茜安於現狀的妥協姿態也同樣太理想化。在新的境地中,他們都無法完全逃離,只能試圖在巨大的恥辱下襬脫一切恥辱,重新開始。父女倆的一段對話揭示了這一點:
“這多讓人丟臉,”他開口説道,“那麼高的心氣,到頭來落到這個地步。”
“不錯,我同意,是很丟臉。但這也許是新的起點。也許這就是我該學著接受的東西。從起點開始。從一無所有開始。不是從‘一無所有,但是……’開始,而是真正的一無所有。沒有辦法,沒有武器,沒有財産,沒有權利,沒有尊嚴。”
“像狗一樣。”
“對,像狗一樣。”
雖然庫切小心地不使用黑人、白人的字眼,但兩個種族的矛盾、衝突、仇恨、對抗卻始終在字裏行間跳動。能不能防止歷史的悲劇以角色互換的方式重來一次呢?就此而言,這部小説是一份沉甸甸的備忘錄,一份陳述詞,一份終於在場的描述,而不是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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