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唐

就在中國的處境而言，去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南非作家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比前年得獎的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伊姆萊幸運得多：他的書獲獎前一年就出了中譯本，而後者的書獲獎後一年才出中譯本。

獲獎會影響對一個作家、一部作品的評價。不過，我們畢竟只出了一本《恥》，我覺得還不能站在“全面評價庫切”的高度來談這本小説，而只能以“我們所了解的唯一一本庫切小説”為基礎來談這本小説，試著做一次解讀或者誤讀。

戴維·盧裏是開普敦一位大學教師，他勾引自己的學生梅拉妮，結果不得不面對一場調查。人們認為他侮辱了一位女子，而他只承認自己做了愛欲的僕人，拒絕公開悔過而“蒙受恥辱”。他聲稱“我不需要人代表。我完全能代表自己。”於是他失去了教職，到偏遠的農場與女兒露茜住在一起。

露茜崇尚簡樸生活、依戀土地，帶有自然保護主義傾向。戴維拒不向業已改變的現實妥協。他一再聲稱自己是個“舊派的人”，寧肯被槍斃，也不願“私生活成了公眾的事”。但他不知不覺間在干涉女兒的私生活，他企圖説服女兒“去做那些所謂更重要的事情”，可是露茜既不願對抗，也不願逃避，認為“根本就不存在更高層次的生活，生活就是現在這個樣子，那是我們同動物共同擁有的生活。”

動物，尤其是狗，作為隱喻或象徵在小説中時時出現。戴維幫助動物福利會把被人遺棄的動物殺死、處理掉。最初只是出於無聊，可後來這變成了他的一種生活方式。他努力表現出對動物的關愛，不讓它們像一件垃圾那樣被處理掉，使它們死得有起碼的尊嚴，避免死亡帶來的恥辱。

可以説，正是為了逃避恥辱，戴維才來到農場，但在這裡，他面臨更徹底的恥辱，逃無可逃，避無可避：他們遭到三個黑人的搶劫、欺辱，露茜被強暴並懷孕，他被燒傷。他想按自己的“舊派”做法：報警，尋找罪犯，尋求正義的伸張，但在後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他的想法顯然太理想化了。於是他又想到逃避，想讓女兒離開農場，由他安排出路或到荷蘭找她生母。但露茜拒絕了。

露茜想回到農場，“像以前一樣生活。”然而，事實上她已經不能了。她不願再住那間使她蒙辱的臥室，她失去了健康活潑的生活態度，她只是消沉地承受這一切。雖然她不肯承認，但她的確是生活在恥辱的陰影中。不肯離去，就得設法與鄰居佩特魯斯妥協。

佩特魯斯“極有耐心，精力充沛，不知疲倦。”，“誠實地做苦工，誠實地狡猾”。甚至可以猜測，他就是搶劫、傷害戴維父女的暴行的幕後主使、縱容者。他顯然不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的新南非人，但戴維對他無能為力，而露茜也只能寄望于他的庇護。事實上，正是佩特魯斯這樣的人在主宰著露茜，甚至戴維，甚至南非的現狀。他們代表了新的生活模式、新的道德行為準則，而“舊派”的道德行為準則在他們面前一敗塗地，飽受恥辱。

露茜情願成為佩特魯斯的第三房老婆，把農場過戶給對方，以這些戴維看來難以忍受的恥辱，換取最後的尊嚴：保有自己的房子，狗棚。但是，她能如願嗎？

露茜不向警方説明自己被強暴，不許盧裏過問此事，是因為：“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完全屬於我個人隱私。換個時代，換個地方，人們可能認為這是件與公眾有關的事。可在眼下，在這裡，這不是。這是我的私事，是我一個人的事。”這段表述與戴維拒絕公開悔過的表述驚人地相似，但這已不是自由主義、個性主義的宣言，而只是對現實無可奈何的臣服。這看似捍衛隱私、個性原則的理論，其實只表明瞭對隱私、個性所蒙受的恥辱的無法回避。

戴維重新回到開普敦，他發現“鄉村正以不可阻擋的勢頭向城市進發呢。……用不了多久，歷史就會走滿一個圈。”他能做的，只是默默地生活在租來的小屋裏，等待露茜孩子的降生，帶著愛把狗殺死，並且，創作那部主題虛幻、也許永遠不會完成的歌劇《拜倫在義大利》。

戴維崇尚的“舊派”思想固然太理想化，而露茜安於現狀的妥協姿態也同樣太理想化。在新的境地中，他們都無法完全逃離，只能試圖在巨大的恥辱下襬脫一切恥辱，重新開始。父女倆的一段對話揭示了這一點：

“這多讓人丟臉，”他開口説道，“那麼高的心氣，到頭來落到這個地步。”

“不錯，我同意，是很丟臉。但這也許是新的起點。也許這就是我該學著接受的東西。從起點開始。從一無所有開始。不是從‘一無所有，但是……’開始，而是真正的一無所有。沒有辦法，沒有武器，沒有財産，沒有權利，沒有尊嚴。”

“像狗一樣。”

“對，像狗一樣。”

雖然庫切小心地不使用黑人、白人的字眼，但兩個種族的矛盾、衝突、仇恨、對抗卻始終在字裏行間跳動。能不能防止歷史的悲劇以角色互換的方式重來一次呢？就此而言，這部小説是一份沉甸甸的備忘錄，一份陳述詞，一份終於在場的描述，而不是頌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