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需要的科學精神，第一是實事求是；第二是審時度勢；第三是傳承創新；第四是尋優勇進。
——王大珩
□本報記者 陶春
前段時間，有幸聆聽了88歲高齡的王大珩院士在“中國科學家人文論壇”上的演講，至今回味無窮。
科普工作需要注重科學精神方面的普及
王教授認為科學普及工作需要注重科學精神方面的灌輸和宣傳，不能只談科學事實。結合當前科普工作中的一些問題，王教授説，有神論就是把不知以為知，把不知當作是知，所以不是科學的。從歷史上看，在人類從愚昧走向文明的過程中，許多事物開始是不可以理解和推測的，於是乎這種現象的出現被歸結為神的意志，這種情況已經存在幾千年了。而人類對科學意識的認識只有幾百年的歷史，這個有神論的傳統和文化至今仍瀰漫著整個世界。雖然當代科學在日新月異地高度發展，但許多人在傳統意識上和行為上，仍保持著有神論的烙印，許多科學家也是如此。在實驗室裏他是無神論者，但是在社會上也可能隨著有神論的大流，成為有神論和無神論的兩面派。這説明，當前整個社會的思想意識遠遠落後於科學思維所指出的先進道路。所以科學精神的普及工作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如何掌握規律，不斷創新進步呢？
王教授在論壇上説，我們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中對於規律的確定是經過長期質疑和反覆論證的。例如，能量不滅定律是經過近一二百年的考驗才被確信不疑的，並且據此産生了許多新發明和創造。
假想是創新的前奏，是理性認識的先驅，是從不知到知的必經過程，因而是科學認識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假想應當説是科學的，但是這裡面有一個要求，假想必須符合已經確立的許多定律，而不能是違背已經確立的物質定律。
量化是強化定律的可信性和確定性的基礎。物理上的許多定律，常常是通過量化的形式確定的，這個量化的確定度比定性的確定度要高得多。所以當一件事物的認識從定性的認識走上定量的認識來確定它的時候，是認識上的一次飛躍。
科學的知識是有繼承性的，逐步豐富的，可以積累的。到現在階段，它已成為人類經過歷史進程中大量的勞動所形成的果實，成為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一項主要資源。它具有的特點是經濟價值和可共用性。
我們所需要的科學精神是什麼？
王教授根據科學發展史的軌跡認為，我們所需要的科學精神，第一是實事求是，第二是審時度勢。這裡麵包括時間性和空間性，也包括可持續發展的一些問題。第三是傳承創新，就是科學有繼承性，每一個發現和成就，都是在已有規律發現的基礎上形成的。我們一方面要對這種已有的規律進行傳播，另一方面要繼往開來，在繼往開來上做創新的工作。第四是尋優勇進。有了創新的工作，讓它在社會上起作用，還要找出實施這個措施的最優的途徑，而且還要有創進，使它實現。
王教授以運籌學的産生為例説，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英國搞海運，常常受德國潛艇的攻擊，於是科學家們被要求來研究船運輸是單獨運輸好呢，還是結隊運輸加以防護好？科學家分析結果是結隊加以防護運輸好。這個策略被採用後，起到了很大的效果。運籌學就是從這裡面發展出來，它在我們生産技術上的運用，也起到很大的效果。我們常常説“系統工程”，就是指影響事物的活動的是多因素的，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也是多方面的，理論上這些東西是放在一個方程的函數裏面，但是這裡面很重要的因素是什麼？就是怎麼把這個系統工程用在社會的問題上，是一種量化的形式。用好科學的方法，使現代的數理方法來解決優化的問題。比如，對整個國家來説，除了考慮生産之外，還要考慮這個工作在運輸上面怎麼樣，市場是怎麼樣的，現在發展怎麼樣，以後有沒有前途，有何實際發展，可不可以存在，和人的關係怎樣，人願不願意用，等。這都是要很好考慮的問題。所以，在我們科學思想裏面有很重要的一條，叫做尋優勇進，科學裏也要講一個優，什麼時候可以得出最好的結果，但是在社會裏很重要的是，你採取什麼途徑，採取什麼樣的政策，你能夠得到最好的機會。整個優化的問題是決策裏面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假設決策方面優化是確切的，可以用它來進行決策。這個問題是牽涉到整個政治、經濟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對制定新一輪中長期科技戰略規劃的建議
王教授在談到中長期的科技戰略規劃時重點強調説，這個規劃，是一個重大的工程。規劃要結合三個問題，一是結合國民經濟的發展，二是要結合國家的安全，三是要結合可持續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説，它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性的規劃，一方面從我們基礎研究方面要跟它有聯繫，另外一方面，它必須是和我們的國民經濟的建設密切結合起來。
從方方面面來説，搞規劃既要結合基礎科學，又要結合製造技術、工業技術，也要聯繫到外貿、經濟方面所需要的發展，也要注意到我們在過去不夠注意的那些方面。所謂不夠注意的是指什麼方面呢？一個是軍民結合，一個是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怎麼結合起來。今天搞這個規劃，決不是各個專業的規劃，而是各個專業都要聯繫到各個方面，帶有輻射性的的規劃，因為它是比較複雜的。但總的來説，人是最主要的，在這個工程方面，是以人為本。作為一個事業，人是第一位的，第二位的就是工具。在規劃研究方面，第一位也是人，第二位也是工具，就是科學儀器和工具。第三方面，作為一個生産事業的話就講資本，講後備的條件，在科學規劃裏面，還要講支撐的設施，支撐的設施有多個方面，教育也是一個支撐的設施，有許多公益的事業要為它服務。
對磁懸浮列車的看法
磁懸浮列車這件事情是當前一個熱點的問題，它既是一個科學問題，也是一個技術問題，也是非常現實的工程的問題。
王教授在論壇上回答現場提出的問題時，講到，這個問題現在還有爭論，從試驗方面得出來很好的結果，但是在實用方面來説，考慮的問題恐怕只是從實驗室得出來的結果比較多一些。現在的有軌運作，貨物也在上頭，客人也在上頭。現在運輸量慢慢大起來，大到一條軌道運作不行了。到那時候，客運和貨運要增加，客運要求是快一些、平穩一些；貨運要求是便宜，即便慢一點也沒什麼關係，這是一種考慮。磁懸浮列車假設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在經濟效益上面可能是值得的，但是沒有到那種情況之下，只是適用於客運，而對貨運方面，因為它使成本大量的增加，是要考慮這個問題的。這不光是從性能方面的問題，也包括了經濟問題和環境問題，新事物，我們做試驗是可以的，真正要實施起來，還要經過實踐上面的很多考驗，再經過許多的驗證。舉個例子來説，成功的一個軌道，你在走。假設颳風，有一粒石子刮了進去怎麼辦？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就牽涉到整個安全的問題。所以這要經過很長的時間才能真正決定它實施怎樣。從經濟的角度來説也是一個考驗。我們現在搞磁懸浮列車，在上海做一條試驗線是可以，也許以後到北京也可以，但是就是這樣子，也是要慢慢的看將來能不能通過。在德國已經經過了試驗，最後因為經濟的關係而下馬的，我們在整體的問題上要慎重。
王大珩，應用光學家，我國光學事業奠基人之一。原籍江蘇蘇州，生於日本東京。1936年畢業于清華大學。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研究員、所長、名譽所長。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王大珩為國防現代化研製各種大型光學觀測設備有突出貢獻；為我國的光學事業及計量科學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1950年代創辦了中國科學院儀器館，以後發展成為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領導該所早期研製我國第一蝸光學玻璃、第一台電子顯微鏡、第一台鐳射器，並使它成為國際知名的從事應用光學和光學工程的研究開發基地。
1986年和王淦昌、陳芳允、楊嘉墀聯名，提出發展高技術的建議（“863”計劃）。還與王淦昌聯名倡議，促成了鐳射核聚變重大裝備的建設。提倡並組織學部委員主動為國家重大科技問題進行專題諮詢，頗有成效。
1992年與其他五位學部委員倡議並促成中國工程院的成立。
1999年榮獲“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