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美雙邊貿易問題會逐漸減少。後來的情況是，雙邊貿易摩擦有增無減。2003年11月同時傳來兩個消息。一是美商務部表示要對幾家中國彩電企業對美出口實行反傾銷制裁，二是對中國向美出口的針織物、睡服和胸罩這三種産品採取緊急配額限制。配額限制的具體內容是，這三種中國對美出口紡織品額比上年增長幅度將限制在7.5%以下。此前在2001年，美方宣佈對進口鋼鐵徵收附加關稅，幅度達30%，期限為三年。受影響者包括歐盟、日本、南韓和中國等。這些貿易摩擦引出不少問題。例如，中國未來對美出口會繼續受強烈貿易限制嗎？貿易摩擦會持續多長時間？嚴重程度有多高？回答這些問題不能不涉及到如何看待美國貿易政策。
總的看，在對華貿易上，美國全球貿易政策傾向及其作用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上升了。雙邊因素並沒有因此而消失，但雙邊因素服從於全球性政策傾向的程度應該説是增大了
貿易摩擦從經濟學角度看是一個非常低效率的活動，它導致大量的政治和行政資源被浪費，人們的精力耗費在一些最後看來是無謂的問題上。貿易摩擦還會給企業生産和銷售帶來不確定性，而對前景的無把握或低度把握都不利於企業提高生産效率的努力
□賀力平
中美貿易摩擦是美全球貿易政策的反映
幾乎所有國家都可能存在全球貿易政策與雙邊貿易政策的區別。美方在鋼鐵上的關稅政策顯然是一個全球性保護主義措施，也就是説不區分進口來源國，對所有進口國一律實行高關稅壁壘。近年來針對中國的一些貿易措施，比如説對中國三種紡織品的限額措施，看上去是一個雙邊貿易或雙邊貿易政策，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其全球貿易政策的一個反映。全球貿易政策的特點是國內産業利益的反映或協調。國內某個産業如果聲稱受到進口衝擊，政府同時給予它在貿易政策上的保護，貿易措施便不是特別針對某個國家而設計的。
從過去看，雙邊貿易政策主要出於對雙邊貿易平衡和對方貿易制度等事情的考慮。如上所説，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前，來自美方這方面的摩擦是很多的，入世後這方面的摩擦實際上呈現減少趨勢。隨著中國經濟貿易制度的進一步改革及與國際慣例的接近，這方面的摩擦還可能減少。2003年秋關於人民幣升值的激烈討論部分反映了美方對雙邊貿易平衡的考慮。總的看，在對華貿易上，美全球貿易政策傾向及其作用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上升了。雙邊因素並沒有因此而消失，但雙邊因素服從於全球性政策傾向的程度應該説是增大了。
美國貿易政策言行不一在於布希政府的哲學與其實踐矛盾
從美國全球性貿易政策傾向來看，近年出現一些奇怪的動向，這就是布希政府的哲學與其實踐的矛盾。大家知道布希政府從來標榜自己信奉自由貿易和市場經濟。2003年初其貿易代表甚至提出“全球（各國）零關稅”主張，看上去比古今各國所有人在自由貿易政策上都走得更遠。而在實際對外貿易政策上，布希政府往往採取了一些與自由貿易原則不吻合的做法。對這種反差應如何看呢？
這種言行不一的原因與國內政治體制和現任行政當局的特點有關。政治體制上，美國是一個內部各地區、各行業利益群體的複雜集合體，而且這些利益群體的要求、呼聲往往能得到比較充分的政治反映。一些行業、地區的經濟一旦受到或可能受到進口衝擊，其代表人通常會盡可能多地要求聯邦政府給自己予貿易政策上的保護（一個間接原因是它們難以要求政府在國內經濟政策上給予自己以同等效力的保護或傾斜待遇）。既然國外公眾不能對美國政治産生直接影響，美國政治家們就免不了要拿國外經濟“開刀”，拿貿易“開刀”。貿易政策由此成了國內政治較量中的一種易用工具。這種傾向，昨天有，今天有，明天還會繼續有。自由貿易基本原則在這種環境中之所以倖存下來，主要歸功於國內經濟結構的多樣性，也就是説，在一個産業部門（例如鋼鐵）可能受益於保護貿易政策的同時，國內經濟中還存在別的相關部門（例如汽車製造）會受害於（鋼鐵）貿易保護政策。這種産業結構關係從根本上制約了貿易政策的走勢。
但産業結構的多樣性也會使來自特定産業部門的保護主義呼聲頻繁地出現，給該國的貿易政策決策帶來較多影響。在經濟發展過程，産業間的起落總是免不了的。在一個相對多樣化和規模大致均等的産業結構中，各個産業都有著自己的社會和政治影響力。而且，各個産業的地區分佈是互不一致的。某個時點上，一個看上去是小的産業部門也可能有較大的政治影響。例如在一個選票源地區，一個從全國看來是小産業部門卻可能對當地的選票走勢有著重大影響，而當地的選票傾向卻可能對全國選舉結果産生重要邊際影響。換言之，美國的聯邦政府在某些時候會屈服於某些地區、某些行業的壓力，採取一些措施來迎合他們的要求。這就會使得貿易保護政策本身具有一些不穩定性、不連續性，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具有偶然性。
就布希行政當局而言，美國內不少人士認為，這個當局中有人與某些行業有利益糾葛，其國內經濟政策在一些領域中很不公平。面對這種責難，布希當局總會做出一些姿態。很有可能，正是出於這方面的一些考慮，布希當局時不時拿貿易政策“開刀”。在貿易政策上做文章，實際上就是通過另外一種形式來彌補自己在國內政治形象不佳的問題。如果情況是這樣，這不意味著美國貿易政策現在有了根本性轉變，而只能説實際上是為了某些國內顧慮而犧牲了國際貿易政策的原則性。
從上面的分析也可推測説，既然當地擁有眾多的製造業和各種各樣的産業部門，今後美國與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的貿易糾紛，只可能有增無減。
除了非貿易非經濟因素，貿易摩擦中的確還有一些貿易本身的因素。例如，目前美國鉅額的貿易逆差、中美貿易中美方逆差，等等。貿易逆差的存在，客觀上使一些人認為，既然美國為別國提供了巨大市場，它在貿易談判中就握有較多的“牌”，因為別國對本國的經濟依賴大於本國對別國的經濟依賴。這種看法和心理，1980年代以來越來越突出。以前主要表現在美日貿易關係上，後來日益擴展到與其他地區的貿易關係，近年中也不時表現在中美貿易關係上。國際經濟社會中“老大”有一些想當然的念頭，其實不奇怪。老二、老三、老四等等聯合起來，老大想當然的念頭便不得不減少許多。
中美貿易關係與當年日美貿易關係不同
有不少人把從現在開始的中美雙邊貿易關係類比為1980年代日美貿易關係，從日美貿易摩擦的經歷來探討應對中美貿易摩擦的可借鑒經驗。進行這種探討應該説很有意義。但也應該指出，目前及未來一段長時期中，中美貿易與當年的日美貿易有顯著不同之處。從經濟上看，當年日本對美出口中許多是日本大企業組織的出口，像電器汽車等。而今天中國對美出口，絕大多數還是中國眾多貿易加工廠為美超市百貨公司提供的普及性物品，不少還是附加價值較低的産品。11月遭受衝擊的三種紡織品明顯具有這個特點。這個新特點，應該説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美方對華實行貿易限制政策的制約。因為制裁中國對美出口，不僅會影響消費者利益，而且也會影響部分生産者和行銷者的利益。由於這個因素，美方在對像中國這樣的出口國實行貿易制裁時，需要小心謹慎地考慮到不要傷害到國內企業的利益。目前中美貿易往來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已經形成，而跟當年日美貿易的結構有很大不同。這恐怕決定了，儘管中美雙邊政治關係不同於當年日美雙邊政治關係，但經濟利益上的考慮會使中美雙邊貿易總體上保持繼續發展勢頭。
貿易摩擦會帶來經濟的低效率
許多觀察者已經指出，近年來中國對美出口呈現出快速的産品多樣化趨勢，而且這種趨勢還會繼續下去。但總的説，中國對美出口主要還是消費品，是普通公眾日常消費活動中天天要碰見的東西。這個特點，使中美貿易關係成為一件特別引人矚目的事情，其媒介效應特別強烈。
對中美貿易總體發展趨勢的樂觀看法並不意味著認為貿易摩擦問題不重要。貿易摩擦從經濟學角度看是一個非常低效率的活動，它導致大量的政治和行政資源被浪費，人們的精力耗費在一些最後看來是無謂的問題上。貿易摩擦還會給企業生産和銷售帶來不確定性，而對前景的無把握或低度把握都不利於企業提高生産效率的努力。
從政府和企業的角度看，應該盡可能地創造一些條件、做出一些努力來避免和減少貿易摩擦。很明顯，在中美雙邊往來中，美方是需要做很多事情的一方。
中國企業的應對方略
從中國企業界的角度看，針對一些領域中貿易摩擦可能頻繁出現的情況，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做的。首先，所有企業，只要有一定的生産規模和銷售能力，都應該盡可能做到使自己産品的市場多樣化，不要局限于一個市場。立志要開發北美市場的企業，應該有一套比較成熟的思路，“見機行事、小打小鬧”的方式不應成為對美貿易主流。
第二，凡是有一定規模的企業還應當考慮努力使自己的加工環節國際化，爭取在“原産地”標簽上得到一定的靈活性。當今國際貿易的一個新特點是“原産地”標簽的重要性。一個出口企業，死死地守住一個“原産地”標簽，難免不遇到新問題。
第三，有長遠目光的企業應該爭取條件提升自己加工産品的價值。也就是説，不要把目光停留在低價值産品上。低價值産品是許多企業起步時必不可少的一個階段。一旦有條件，企業就應該積極努力，設法提升自己的價值定位。低價值産品從自身市場和貿易政策兩方面來看都具有強烈不穩定性。以這次美方制裁中國三種紡織品而言。按美紡織界統計，2003年1至9月，中國對美出口睡袍增長了140%，棉制胸罩增長了53%，針織品增長了39%。這麼高的增長速度很不常見。它背後的情況很可能是，某個銷售渠道、銷售網路打開了，大家蜂擁而上。這種異常的高增長，當然可能激化矛盾。更好的做法應該是，讓我們的出口有一個行業上的自我調節和預見能力。一個貿易新機會出現時，大家不必蜂擁而上，井井有條地安排出口，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安排。這種安排，並不是説要由某個政府機構來發佈命令，而是説要通過某種能發揮行業協會功能的組織。這種功能的發揮，會減少“大上、狂上”，促進有節奏、有自我約束的發展，是使長遠利益極大化的戰略。
不用説，從長遠看，中國有希望成為國際社會中自由貿易原則的新支援者。在這個問題上，可為中國所聯合的國際力量是許許多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