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改革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重大抉擇
今年3月6日，胡錦濤總書記在參加“兩會”上海代表團討論時強調， “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説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進一步堅定改革的決心和信心。”
今年“兩會”的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總理也強調指出：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儘管有困難，但不能停頓，倒退沒有出路。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強調：“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重大決策。當前改革正處於攻堅階段，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加快推進各項改革。今年一些關係全面的重大體制改革要取得新進展。”
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要講話，旗幟鮮明，鏗鏘有力，充分表達了中央的改革意志和改革決心，是在關鍵時刻採取的明智選擇。不僅是對當前改革爭論的回應，同時進一步為深化改革指明瞭方向。
最近，《人民日報》發表了“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為實現‘十一五’規劃目標提供強大動力和體制保障”和《求是》雜誌刊登“推進改革開放努力實現新突破”的評論文章。我認為《人民日報》和《求是》發表的兩篇重要文章，重申了中央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進一步堅定改革的決心和信心，反映了廣大人民的意願。
二十八年來的改革歷史充分證明，中國的改革是成功的，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從1978年到2005年，我國GDP從3624億元增加到18.23萬億元，平均每年增長9.4%，而同一個時期，世界經濟的平均增長3%左右。
改革使人民生活水準顯著提高。從1978年到2005年，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0493元，農村居民每人平均純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255元。城市每人平均住宅建築面積和農村每人平均住房面積從6.1平方米和8.1平方米，增加到26平方米和29.7平方米。改革以來的27年是人民收入增長最快、得實惠最多的時期。
改革明顯提高了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日益擴大了中國的國際影響。1978年到2005年，財政收入從1132億元增長到3.16萬億元；外貿進出口總額從206億美元增加到1.42 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從1.67億美元增加到8189億美元。現在，我國GDP列世界前五位，外貿進出口總額居世界第三位，穀類、肉類、棉花、鋼鐵、煤炭、電視機、電腦等産品産量以及外匯儲備居世界第一位。不久前召開的世界經濟達沃斯論壇的中心議題就是中國和印度，並決定論壇不僅冬季在達沃斯舉行，夏季還要在中國召開。所有這些成就都來源於改革開放的正確決策。因此，我們必須理直氣壯地、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堅定不移地加快推進改革。
二、改革是實現“十一五”規劃的強大動力
“十一五”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起點。我們要準確把握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完善體制機制，促進社會和諧，開創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新局面。要實現“十一五”規劃的目標，必須通過深化改革提供強大的動力和體制保障，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十一五時期也是中國改革的新起點。與過去相比，改革的環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首先，當前的社會矛盾有了新的表現。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力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在改革發展的新時期有了新的表現。當前，我國經濟社會面臨突出矛盾，一是經濟快速發展與資源環境約束的矛盾，經濟結構不合理，經濟增長方式粗放，資源和環境壓力加大；二是人們全面快速增長的公共需求與公共産品嚴重短缺、公共服務不到位的矛盾。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群體之間差距擴大，社會事業發展滯後。這些問題是隨著改革的深入而逐漸暴露出的，並成為當前的突出矛盾。這反映了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待完善。
其次，改革的社會基礎正在發生分化。隨著改革的深入，社會的利益群體也在分化，改革初期各方面普遍受益的局面發生變化，改革已進入到全面調整利益關係的新階段，有的改革在各種利益的誘導下“走形變樣”，如行政權力支配了部分資源配置，甚至在權力市場化影響下出現了損害人民利益的假改革。如何協調各方面的利益，使得廣大人民群眾從改革中受益，成為新形勢下的重要課題。
第三，非經濟的因素對改革的制約明顯。不斷深化的經濟體制改革越來越觸及社會、政治、文化、司法等非經濟領域。如何協調推進經濟領域和非經濟領域的改革，是當前和今後改革面臨的重大挑戰。這些因素使深化改革的難度加大，複雜性加深。
我國改革初期採取的是先易後難的方式，淺層次的、容易改的改革任務基本上已經完成，目前改革進入更深層次的攻堅階段。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大型國有企業改革、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等，都是下一步改革面臨的重點和難點。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十六屆五中全會作出了“改革仍處在攻堅階段”的論斷。改革依然任重道遠。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要繼續加快推進改革。
三、加大改革力度，在關鍵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
在新的起點上，要切實加大改革的力度，在一些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實現改革的新突破。《十一五規劃綱要》對下一步改革作了具體部署：以轉變政府職能和深化企業、財稅、金融等改革為重點，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有利於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機制。特別是要把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突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新時期改革的一個重要特點。改革進行到今天，淺層次的、容易改的改革任務基本上已經完成，目前改革進入更深層次的攻堅階段。過去的改革集中在經濟體制領域，但改革到了深處，必然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各項艱巨的改革任務都與政府職能轉變有密切關係。政府職能不轉變，各項改革就很難推進。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已經成為改革的中心環節。中央“十一五”《建議》指出：“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對外開放水準的關鍵。”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強調：“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要通過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改進行政管理方式，加強行政法制建設，形成有利於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機制，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轉入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點：一是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合理界定政府在市場經濟活動中的職責範圍，繼續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仲介組織分開，加強和完善宏觀調控，減少和規範行政審批，解決政府職能越位、缺位、錯位的問題，把政府職能切實轉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上來。二是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建立“決策科學、分工合理、執行順暢、運作高效、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三是健全科學民主決策機制，推進行政管理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四是加快推進法治建設，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完善行政管理權力的監督機制，強化對決策和執行等環節的監督，建立按科學發展觀要求的幹部實績考評制度。
四、加強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和改革措施的協調性，使全體人民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改革的根本目的是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在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的前提下，造就每一個人都能全面發展的體制環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很快，人民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與經濟發展相比，我國的社會發展相對滯後，就業壓力不斷加大，社會保障體系也面臨覆蓋面小、保障水準低的問題，收入差距較大，特別是一些關係廣大群眾切身生活的如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發展不夠，對改革的期望越來越高，改革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過去20多年的改革基本上是政府主導的，在新的時期，群眾對改革的關注與參與都比起以前深入了許多。初期的改革讓廣大人民群眾得到了實惠，也獲得了人民的支援。在新時期，進一步強調堅持為人民謀利益的改革導向，是改革能夠繼續推進的動力來源。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來的科學發展觀，第一句話就是以人為本。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進行改革，就要堅持以人為本的導向。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構建和諧社會要按照以人為本的要求，從解決人民切身利益的現實問題入手，更加注重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加快發展社會事業，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共用改革發展成果。在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過程中，要把握“擴大就業，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理順分配關係，發展社會事業”四個著力點。這四個著力點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理念。新時期的改革，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改革觀，就是要堅持為經濟主體和廣大人民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同時也要強調對結果不平等進行矯正的分配調節，使社會成員能夠普遍地分享改革成果。堅持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是改革獲得“合法性”即社會公正性的基本前提，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堅持的改革觀。重視民眾的利益訴求，強調全體人民分享改革發展成果也是新時期改革的一個重要特徵。
為了確保人民群眾分享改革發展成果，確保改革開放的順利推進，必須加強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和改革措施的協調性。“十一五”《建議》對改革的方式作出了科學的安排，明確指出，“要加強改革開放的總體指導和統籌協調，注重把行之有效的改革開放措施規範化、制度化和法制化。”這對於處於攻堅階段的改革至關重要。攻堅階段的一個特徵就是各方面的改革交織在一起，成為一個系統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調整，牽一髮而動全身。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職能部門進行改革的總體指導和統籌協調，改革就難以順利推進，在實施中可能會銜接不好，影響整體改革的進展，乃至成為維護部門利益損害改革開放大局的工具。因此，加強改革的科學決策和總體指導和統籌協調是改革開放順利實施的保證。要防止某些權力主體或壟斷利益集團假“改革”之名行“牟利”之實，損害“困難群體”的利益；特別是在教育、醫療、市政等公共服務領域，要防止權力“尋租”的現象。對於在實踐中證明為行之有效的改革開放措施，要規範化、制度化、法制化，這是對改革成功經驗的肯定和鞏固，也是少走彎路，降低改革成本的必要措施。
回顧中國27年改革的歷程，人們有充分理由為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社會進步而感到鼓舞，這是堅定繼續深化改革信心的基礎。同時人們也普遍感受到了現實中的若干深層矛盾依然對經濟社會發展構成明顯的障礙或制約，其中有些矛盾不過是傳統體制基本矛盾的延續或進一步顯現，有些是因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中社會利益分化和調節機制不足而産生的。這些矛盾的存在並不能構成否定改革成就和道路選擇的依據，但卻足以説明中國改革依然任重而道遠。
（本文是作者為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舉辦的“中國：公共服務體制建設與政府轉型國際研討會”而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