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陸定一（之三）
一九四九年建立的中國科學院，一九五五年進一步設四個學部（數理化學部，生物地學部，技術科學部，哲學社會科學部），並且建立學部委員制度，以院長郭沫若的名義，聘任學部委員。
這是一九五三年中國科學院訪蘇代表團回來，向中央提出的建議。這次訪蘇，中宣部科學衛生處也跟著去了一名工作人員，就是早我一年分配來的同學何祚庥。那時強調學習蘇聯，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委員制度也是以蘇聯科學院的院士制度為模本，但是又有許多不同於蘇聯的、屬於我們自己的、以及臨時性的東西。比如，不是選舉，而是請國內比較著名的科學家推薦或向他們徵求意見，由郭沫若院長聘任；不稱院士，而稱學部委員；人數比較多一些，學科範圍比較廣一些，有些學部委員學術成就現在可能還不夠高，但現實中那個學科很需要發展，也聘任了一些。這幾點，當時就明白地説出來了。同時，這個制度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舊中國中央研究院院士制度的繼承。這中間的繼承性，沒有明白地説出來。當時強調的是新舊政權新舊時代的本質變化。但是在本質變化中也有歷史傳承。中國科學院建立的主要基礎，就是中央研究院留在大陸上的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留在大陸的自然科學方面的院士，基本上都被聘為學部委員，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院士，多數也被聘為學部委員。這就是事實上的繼承性。
一個繼承性，一個變化性。變化性，最顯著地表現在哲學社會科學方面增加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原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中只有一位馬克思主義的學者，那就是郭沫若，他是以考古學成就入選的。（還有一位馬寅初，以經濟學家身份入選，當時他已轉到親共的立場。）在一九四八年國民黨剿共內戰打得正兇的政治環境下，國民政府治下的中央研究院能夠選出一位馬克思主義者（還有一位親共學者）為院士，這一點應該説表明瞭推選者們的氣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科學院的學部委員裏，當然要增加一大批馬克思主義的學者。
但是，哪些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可以和應該聘任為學部委員呢？
近來讀了一些網上和報上講那次學部委員聘任情況的文章，從中得到兩個重要的資料線索。一個是當時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書記的張稼夫的回憶錄，一個是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的日記。
張稼夫的回憶錄中關於建立學部委員制度的事，是這樣説的：
“這一工作搞起來自然科學部門並不感到困難，比較難的是社會科學部門。社會科學這個部門定學位沒有個明確標準，特別是科學院黨內的一些同志，沒有多少社會科學著作。但他搞的工作是社會科學，他們在實際工作中能夠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能講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是來不及寫多少文章和不會著書立説，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這些人不進學部也不大合理。實事求是地辦吧，後來還是在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學部委員。在這個工作中，矛盾最尖銳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陳寅恪，他是這個學科的權威人士，不選進學部委員會不行，他下邊一班人也會有意見。若選他進學部委員會，他卻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馬克思主義。他們只好請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選上’。這樣，陳寅恪就進了哲學社會科學的學部委員會。”
楊尚昆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
“ 今天下午三時，政治局會議，討論問題為：科學院的工作檢查報告、學部委員名單……
對於科學院的領導工作，政治局表示不滿。對學部委員名單，少奇同志指出必須十分慎重，要真是在學術上有地位的人；共産黨員的安排亦必須是有學術貢獻的，不能憑資格和地位，黨派去在科學機關服務的人則不能以學者資格出現，要老老實實為科學服務。共産黨員不能靠黨的資格作院士！”
這兩段史料，特別是楊尚昆日記這段史料，非常重要。
中宣部和科學院內的黨員同志對政治局這個指示是不是沒有執行，是不是有所抵制？我覺得認為“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知識分子”比中共高層更“左”，所以沒有執行高層指示的説法，是根據不足的。延安知識分子在建國以後的理論和學術界中有很高的地位，一九五五年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學部委員中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很多，這是事實，也是歷史的必然。這些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有共産黨內的，也有共産黨外的。黨內的許多來自延安，也並不都是來自延安“中央研究院”，還有並非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延安人士。有些則來自其他根據地，還有不少來自國民黨統治區。黨外的不屬於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哲學家、歷史學家、語言學家也不少，他們大都表示願意學習馬克思主義，也有一個明確表示不贊成馬克思主義，那就是歷史學家陳寅恪。
這裡對於全國的和中國科學院內的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學部委員的情況，不多作論述，單説説中宣部裏的情況。
聘任學部委員的事，具體操辦的，是中國科學院；上面拍板的是黨中央；代表中央來指導此事的，是中央當時聯繫科學工作的部門——中宣部。被聘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學部委員六十一人中，在中宣部任職的共有五人：陳伯達、胡喬木、周揚、胡繩、于光遠。這五位分別是中宣部的副部長或處長。
是不是近水樓臺先得月，或者這五人官大，要管科學，就讓他們當學部委員呢？
中宣部的部長是陸定一，陸定一是中宣部裏最大的官，而且是建立學部委員制度這項工作的實際指導者，但陸定一併沒有當學部委員。
中宣部裏這五位，是因為他們都在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研究方面有造詣，有貢獻。對此，不僅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們中當時有較大的共識，就是在原來不講馬克思主義、後來才新學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學者們中間當時也有較大的共識。陳伯達寫過《近代中國地租概説》、《中國四大家族》、《毛澤東論中國革命》，胡喬木寫過《中國共産黨的三十年》，胡繩寫過《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周揚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權威，于光遠當時是活躍在馬克思主義啟蒙學習高潮中的翹楚。
那麼，陸定一是不是有造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呢？平心而論，應該説是。他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風時寫的《我們對於新聞學的基本觀點》，強調“新聞的本源是事實”，“事實是第一性的，新聞是第二性的”，反對“新聞就是‘政治性’之本身”的説法，強調政治性比起事實來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決定的，而第一性的、最先有的東西，乃是事實而不是什麼“政治性”，如果顛倒了這個關係，就替造謠、曲解、吹牛等等開了大門。我以為，這篇論文，應該視為中國唯物論新聞學的奠基之作。他一九四七年發表的《對於戰後國際形勢中幾個基本問題的解釋》，我以為也算得上是那時中國國際問題研究的扛鼎之作，美國大使特地把這篇文章選送美國國務院，後來收在著名的《中美關係白皮書》中。這樣的人，能認為是沒有學問的人嗎？但是，不管他如何有學問，他在人們的印象中，首先是高官，而不是學者。他這位有學問的高官都不當學部委員，別的行政性質的或者學問沒有那麼大的高官，就都無從提起無從爭起了。
陸定一不當學部委員這件事，是中宣部長陸定一執行了中央政治局的指示，還是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反映了中宣部長陸定一的觀點，或者是個雙向的相互影響的過程，現在無從考證了。但是，無論如何，中宣部長陸定一不當學部委員這件事，至今還是一件有意義的、值得稱道的事。
學部委員制度建立後，一九五七年增補過一次。社會上對這個學術稱號看得很重。郭沫若説，全國人大代表（也許是全國人大常委？）每月車馬費五十元，學部委員車馬費應該更高，每月一百元！（那時我們這些年輕的機關幹部每月工資不過六七十元。）後來，因為破除“資産階級法權”，增補的事不再提了。但有過一次例外：六十年代印尼共産黨總書記艾地，要求中國贈予他院士稱號，當時中國沒有院士稱號，只有學部委員稱號，贈予艾地榮譽學部委員稱號時，正式規定：學部委員外文即譯成院士。
“文化大革命”結束，撥亂反正。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方面的學部委員又行增補，後來改稱院士，並且多次增選。中國工程院成立，也建立了院士制度，也已多次增選。只有社會科學方面的學部委員沒有改稱，也沒有增選。去年慶祝學部成立五十年，《科學時報》發了一大版照片，共登了一九五五年成立學部的時候，擔任學部委員的二百三十三人中至今仍在世的自然科學家十六人，最年長的貝時璋一百零二歲，最年輕的黃昆八十六歲（他不久就去世了），社會科學家四人，最年長的薛暮橋一百零一歲（他也隨即去世），最年輕的于光遠九十歲。
社會科學方面建立院士制度的問題，至今還是懸案。有些同志主張社會科學方面不要評院士。這固然省了不少麻煩，但卻帶來一個大問題，即似乎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還處在非常時期，沒有進入正規化。既然南京時代建立的中央研究院評選院士，已有自然科學方面和人文社會科學兩個方面，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中國科學院建立學部委員制度，也有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兩個方面，為什麼到了現在，社會科學方面反而不能建立院士制度呢？據我所知，一九八一年五月，中國科學院還沒有拿定主意是不是建立院士制度的時候，時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喬木，力主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要設立院士，並曾致信中國科學院的領導人方毅和李昌，表示：“希望學部會議千萬不要把院士制度否定了。院士制度是世界通行幾百年的制度，無論如何不能用學部委員代替。兩者性質很不相同。如科學院否決了，社會科學院即不便單獨推行，這實是國家一級的問題，務懇考慮。”後來，中央又曾決定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建立院士制度的問題，當時社科院曾積極研究，還曾向我（時為中央黨校副校長）徵求意見。我在原則上是贊成中國社會科學院建立院士制度的。但社會科學方面選院士，的確麻煩很多。説白了，就是許多黨政領導是否選為院士。我當時的建議是：第一，社會科學方面應同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方面一樣，推選院士。第二，繞開難點，開始的時候，先把黨政領導人排除在候選人之外，僅從社會科學院系統和高等學校系統從事科學的專業人士中遴選，不是黨政領導人中沒有人夠資格擔任院士，而是以後條件成熟再考慮這兩大系統之外的人士。第三，就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原來的學部委員為選舉人。這部分學部委員當時在世的還剩十來個吧，依照自然科學方面的先例，先把這些人確認為院士，再由這些院士推選新增的院士。我認為，按這三條辦，社會科學方面建立院士制度的工作就可以啟動了。
我這個建議，就是從一九五五年建立學部委員制度時，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同志不當學部委員的範例，得到啟發而形成的。
不過，當時社科院研究院士問題的結果，因為領導同志不聽彙報，就被擱置起來了。擱置到現在，我那個建議已經失去意義，因為還在世的社會科學方面的學部委員只存三人，都已九十歲以上，沒法由他們三人來推選別人為院士了。
近來，傳説中國社會科學院籌備建立學部委員制度，《人民日報》上發表消息，説是建立“院士”制度，雖然打了引號，讀者多半還是當它就是院士制度。對此，我有兩項建議：第一，依照陸定一的先例，黨政高官先不做院士候選人；第二，不能只限于中國社會科學院內，可以考慮先在全國的社會科學院系統和高等學校系統兩個系統內進行推選。如果只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內推選，那麼，各高等學校呢，各地的社會科學院呢？只讓一家搞，恐怕不行，難以服眾；各家搞各家，則一定一塌糊塗，必將使院士的學術威望大貶值、謀取院士的學術不端行為大氾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