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6日據説是一個百年難遇的吉利日子，也是《國務院關於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有關問題的意見》（下稱《意見》）正式對外公佈的日子。 談起濱海新區，人們自然就會想到將其與上世紀80年代的深圳特區、90年代的浦東開發區相提並論。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三面旗幟，它們既代表了三個不同的時代，也代表了三個不同的區域，更代表了三種不同的定位。三個試點佈局在空間上是由南向北延伸，與産業遷移的方向較為吻合。其中,深圳特區是上世紀80年代中國區域經濟改革開放的拓荒者，浦東開發區是上世紀90年代區域經濟改革開放的攻堅者，同時它們又和濱海新區一道成為新時期綜合改革的推進者。

而對於目前的深圳、浦東、濱海來説，相同的地方是，不僅同處於改革開放的前沿，而且區位經濟基礎較好，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經濟圈人口只有全國總人口10%多一點，但創造的GDP卻超過了全國的40%。不同的地方主要是改革和經濟的起點不一樣。浦東和濱海新區只是區一級建制，而深圳擁有較大的決策權和相對獨立的立法權。浦東和深圳服務業比重較高，需要解決資源、環境和開放變數約束下的經濟結構升級和再發展的問題。而濱海新區以第二産業為主，需要解決的還是整合區域經濟發展格局，在新的形勢下更好更快地加速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問題。

天津濱海新區的發展對中國帶來的意義是多方面的，比如改革的推進，比如生態經濟的發展，但是最直接的、最顯著的意義可能在於改變中國經濟的區域佈局。20多年的改革開放歷史證明，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總是要依託于一些經濟活躍區域的拉動。1990年代中期之前是珠三角，1990年代中後期是長三角。現在，新的希望則寄託在以濱海新區為代表環渤海經濟圈。通過加快濱海新區的開放開發，不僅可以為整個經濟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而且有助於改變環渤海地區發展相對滯後的局面，從而將這一有巨大發展潛力的區域建設成繼長三角、珠三角之後新的經濟繁榮，促進全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濱海新區的興起帶來的一個最直接的效應就是，京津地區的産業整合。北京需要加速第三産業尤其是文化創意産業和金融服務業，在第二産業中需要加快向高端高效産業升級，重點發展電子通訊設備製造、汽車製造、裝備製造、生物醫藥等産業。而以濱海新區為主的天津則主要還是大力發展第二産業，重點在於電子資訊産業、石化産業、冶金製造業等。天津一方面需要承接來自北京的以鋼鐵為代表的製造業的遷移，另一方面密切利用好北京在國內首屈一指的原始創新和繼承創新能力，以打造科技研發基地。

天津濱海新區的輻射能力一旦形成，中國經濟版圖將因此而改寫。從國內看有助於以京津冀為經濟核心區、以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為兩翼的環渤海區域經濟圈的興起，帶動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促進整個北方地區的經濟活躍與繁榮，同時也可對周邊西部省份經濟起到拉動作用，為西部開發作出貢獻。從國際上看，天津港已與170個國家和地區建立通航與貿易關係。天津濱海新區的興起將有助於環渤海區域經濟更好地融入世界，將對整個東北亞地區的經濟合作與發展起到推動作用。

然而，正應了過去我們常説的一句話：“前途是光明的，道理是曲折的”。早在1980年代中期，環渤海的概念就已經被提出來。環渤海經濟圈和長三角、珠三角不僅被並列為推動中國經濟的三大重要經濟區域，而且還因為可能承接日本、南韓鋼鐵産業的轉移而被一些專家看好。但實際情況卻是，在珠三角與長三角先後風起雲湧之後，環渤海經濟圈依然顯得風平浪靜。

初步分析，環渤海經濟圈崛起需要解決一個至關重要的難題，即區域發展龍頭的缺位問題。目前該區域內各個省市的産業結構雷同，一體化動力不足，難以進行分工協作，導致環渤海經濟圈有名無實。在環渤海區域內，除了天津之外，從省份看包含山東和河北省，其中山東是全國性大省實力遠在天津之上，從城市看包含北京、瀋陽、大連。其中，北京是首都，各方面天津都沒法比，而瀋陽、大連實力也不弱。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濱海新區想要發展成為該地區的一個經濟龍頭，難度確實太大。

作為改革的試點，濱海新區的壓力更大，不僅要發展傳統經濟，而且還需要發展生態經濟；不僅要對外開放，而且需要自主創新；不僅需要與國內接軌，而且需要與國際接軌。與此同時，改革開發的政策效應將不如深圳特區和浦東開發區成立的時候那樣強烈。上世紀80年代深圳開放的時候，其他地方都還沒有開放，全國體制創新的效應都集中于這個地區，因而佔了先發的優勢。到上世紀90年代，開發浦東的時候，改革開放已經在全國各地較大範圍鋪開，使得體制創新的政策效應就遠不如前者了。到現在濱海新區成為綜合改革試點了，不僅珠三角、長三角勢頭依然強勁，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和中部崛起同樣也成為一定程度上的區域熱點，勢必使得濱海新區對社會各類資源的吸引力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