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誕生後，肩負全國宣傳工作領導責任的陸定一，經常思考著一個事關全局的大問題，就是怎樣發展我國的科學、教育、文化、藝術事業。尤其到1956 年初，對生産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已經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央關於“向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為意識形態領域更好更快地發展各項事業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另一方面，也還存在著束縛這些事業發展的不利因素，主要表現為黨內對知識分子仍然存在比較嚴重的宗派主義，學術研究存在“輿論一律”的嚴重制約，學習蘇聯經驗存在嚴重的教條主義傾向。這種錯綜複雜的形勢表明，迫切需要制定一個正確領導科學和文藝工作、妥善處理各種關係的總方針。

正是在上述歷史背景下，中共中央于1956年1月專門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 陸定一在會上的發言旗幟鮮明地提出：在學術、藝術、技術的發展上，我們不要做“蓋子”，“學術問題、藝術問題、技術問題，應該放手發動黨內外知識分子進行討論，放手讓知識分子發表自己的意見，發揮個人的才能，採取自己的風格，應該允許不同學派的存在和新的學派的樹立(同縱容資産階級思想的自由發表嚴格區別開來)，他們之間可以互相批評，但批評時決不要戴大帽子”。（龔育之、劉武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提出》，《光明日報》1986年5月21日）同年2月，陸定一在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會議上彙報學術界的情況時，如實地揭露和批評了蘇聯在領導科學、文化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及其對我國的不良影響，提出應該破除對蘇聯的迷信。其中提到了三件事：第一件是在遺傳學界，蘇聯説米丘林學派是社會主義的，並以此作為權威；相反，則把摩爾根學派扣上“資産階級”、“唯心主義”的帽子，不容許它的存在和發展。陸定一明確表示我們不要這樣做，應該讓兩派平起平坐，各自拿出成績來，在競爭中證明哪一派是正確的。第二件事是醫學界，有些人亂貼政治標簽，認為蘇聯的巴甫洛夫是社會主義醫學，德國的魏爾嘯(細胞病理學説的創立者)是資本主義醫學，中醫則是封建醫學。他指出，按照這種觀點，必然導致反對中醫，排斥西醫，專靠巴甫洛夫的藥包醫百病。第三件事是歷史學界，郭沫若和範文瀾對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有不同看法。他明確指出這是學術問題，要根據考古發掘出來的實物，由歷史學家自己討論解決。總之，陸定一認為，學術與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討論，不應該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學帽子”的辦法，打倒一個學派， 抬高另一個學派。（程中原、夏杏珍著：《文壇尋蹤錄》，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頁。）

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會議在討論過程中，陸定一4月27日的發言再次提出：“對於學術性質、藝術性質、技術性質的問題，要讓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問題同學術性質的、藝術性質的、技術性質的問題分開來。”“自然科學的發展有它自己的規律，……把那些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學上去是錯誤的。”並且指出，“文藝在蘇聯共産黨內是干涉最多的一個部門，無數的清規戒律”，“我們是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主，其他主義有一點無關大局。”（《陸定一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4—498頁。）陳伯達4月28日的發言也説：在文化、科學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這樣兩個口號去貫徹，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個在藝術上，一個在科學上。（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90頁。）這次會議經過廣泛的討論，毛澤東採納了陸定一、陳伯達的上述意見。4月28日，他在會上所作的總結講話明確提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還説，“講學術，這種學術也可以講，那種學術也可以講，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講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來越多。”（《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55頁。）

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正式宣佈“在藝術方面的百花齊放的方針，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必要的”。至此，作為繁榮科學和文化的基本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終於應運而生。

“雙百”方針的形成和公開宣佈，在知識分子中很快成為談論的熱點，大家迫切希望進一步了解為什麼要實行這個方針，以及將如何貫徹執行。這時，有200多位科學家集中北京起草我國《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 (1956—1967年)也正在制定。為了適應這種需要，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提議向這些起草規劃的專家講一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郭沫若也有這個要求。經劉少奇指定，陸定一受黨中央的委託，1956年5月26日在中南海懷仁堂對一批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醫學家、文學家和藝術家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對“雙百”方針的內涵、提出的時代背景及有關政策進行了全面的闡述。 他開宗明義地指出，要把我國富強起來，除了必須鞏固人民政權、發展經濟和教育、加強國防以外，“還必須使文學藝術和科學工作得到繁榮的發展，缺少這一條是不行的”，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採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也就是“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從而在意識形態領域同樣貫徹毛澤東《論十大關係》所提出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總方針，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努力繁榮我國的文學藝術， 使我國的科學工作儘快趕上世界先進水準。他説：“我們主張政治上必須分清敵我，我們又主張人民內部一定要有自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人民內部的自由在文藝工作和科學工作領域中的表現。”為了正確貫徹“雙百”方針，陸定一在報告中還強調全黨必須去掉宗派主義、清規戒律和驕傲自大，堅持謙虛謹慎、尊重別人，團結一切願意合作或可能合作的人。兩天后，陸定一在同部分省市委宣傳部長座談時，進一步提出中國共産黨一定要擺脫蘇聯教條主義的影響，走出一條黨管理科學文化事業的新路來。

陸定一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在學術界、文藝界引起了熱烈的討論。會後，他又吸收郭沫若、茅盾等人來信的意見作了修改，加了一段全面評價《紅樓夢》研究專家俞平伯的話，同時在提倡學術自由的那段論述下面，用加注的方式摘引幾位科學家的來信，明確表示他們關於防止對“百家爭鳴”發生誤解的意見，是經驗之談，是有道理的，來信中指出的誤解和偏向是應該防止的。6月7日，陸定一將精心修改過的講話稿，連同郭沫若等5件來信，送毛澤東審閱。第二天，毛澤東對這篇文章作了一點修改，認為“此件很好，可以發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頁）。 6月13日，陸定一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文由《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

陸定一不僅率先倡導在學術研究中實行“百家爭鳴”，在“雙百”方針形成後又作了系統的闡釋，而且為貫徹這個方針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遺憾的是，後來發生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的錯誤，以及對所謂“反動學術權威”的批判，都産生了嚴重的惡果。十年“文革”期間，更是文藝園地百花凋零，學術領域萬馬齊喑。直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撥亂反正的偉大轉折以後，文化、科學工作才重新迎來蓬勃發展的春天。數十年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一再證明，只有正確估量知識分子隊伍的狀況，堅定不移地實行“雙百”方針，才能促進文化繁榮、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因此，我們也就更加懷念陸定一同志，他對倡導和推行“雙百”方針的巨大歷史功勳應該永載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