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80年，馬克思本人就針對法國的“馬克思主義”而明確無誤地對拉法格説，“有一點可以肯定，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恩格斯後來在不同的場合曾經多次提到過這件事情，目的在於批評一些年輕人不切實際地生搬硬套馬克思的學説。更重要的是，恩格斯在十年後多次重提馬克思的這句話，意在批評一些社會民主黨人“完全不顧黨進行鬥爭的一切現實條件，而幻想輕率地‘拿下障礙物’”，雖然其勇氣可嘉，但是卻會使一個擁有數百萬成員的黨在政敵的“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毀滅掉”。我們知道,這時期恩格斯關注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如何取得廣大工人階級的支援並且在選舉中取得勝利的問題。這件事再一次明確地向我們展示了馬克思主義本身與時俱進的品格。

列寧把馬克思主義引入了經濟社會比較落後的東方國家，重新強化了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和“武裝奪取政權”的方面，並且使得馬克思恩格斯所倡導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在東方（包括中國）取得了勝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在東方社會（包括後來的部分歐美國家）的巨大成功。我們知道，在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主義階段，不僅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論和工人階級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而且對於馬克思的建黨學説和無産階級專政理論進行了新的闡述，更創立了自己的帝國主義理論，從而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當我們今天來回顧作為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時候，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列寧主義是革命與戰爭年代引導工人階級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全面勝利的馬克思主義。列寧在這個革命與建設實踐中創立的諸如民主集中制原則、無産階級對資産階級專政的原則、無産階級國家與革命的理論、帝國主義理論等等，都是這個特定時代的産物，帶有這個特定時代的很深的時代印記。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勝利初期也同樣遇到了類似列寧時代的問題。毛澤東後來更依據他對於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設想，提出並推行了“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在這個理論指導下有關新社會模式的設想集中表現在毛澤東1966年5月7日給林彪的一封信裏。信中説：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産，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産自己需要的若干産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産品。這個大學校，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産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當然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除了軍隊以外，信中還提出工、農、學等除了自己的本職工作和學習以外，還要同時學習和兼作別的行業的工作，最主要的是各行各業都要批判資産階級。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這一指示簡單地勾勒了毛澤東設想的一種分配大體平均、自給自足、限制商品生産、逐步消滅社會分工的共産主義社會的基本輪廓。毛澤東試圖通過一種新的制度設計來解決社會分工問題，從而消滅産生階級對立的根源。這種制度就是在軍隊的主導下，使軍人兼做工人和農民的工作，使工人兼作農民的工作，同時使農民兼做工人的工作，學生兼做工人農民的工作等等，以為這樣就可以消滅社會分工，加以大家都來批判資産階級，就可以使一種共産主義制度在中國大陸建立起來。

今天看來，這種有關社會分工的理解的確是簡單化了。從20世紀的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社會分工固然是在馬克思的時代導致了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兩大對抗階級，但是，世界經濟的發展和由此導致的社會分工並沒有到此停頓下來。由於信用制度的發展，出現了所有者階級和經營者階層的分離。如果説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這種分離還只是表現為“資本家”與“僱主”的分離，即所謂“貨幣資本家”與“職能資本家”的分離的話，那麼，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分離在20世紀則進一步表現為“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越來越多的數據顯示，西方發達國家資本所有者或傳統的投資人，絕大多數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資本家，而是遠離企業和企業的經營活動，成為各種金融機構和基金組織的證券或基金的單純的受益人，他們本身也都是受雇于各種企業和組織的工資勞動者。而管理他們的投資的則是那些同樣受雇于金融機構或基金組織的專業技術人員。傳統的産業工人則越來越成為勞動者中的少數。從這個意義上説，由於生産力的進一步發展和社會分工的進一步深化，傳統的社會結構與階級關係已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所有這一切，對於處在革命與戰爭時代的人們來説，的確是難以想像的。

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深化不僅導致了階級關係的重大變化，而且帶來了人類全球交往速度的加快和交往密度的加大，從而導致民族國家間的相互依存以及全球化現象的出現。這表明，長期以來形成的以掠奪別國領土和資源為主要目的的帝國主義戰爭以及與此相關聯的革命的時代已經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全球發生的解殖民化運動和此後發生的少量侵略戰爭（以伊科戰爭最為典型）的結局都已經證明了這一點。9·11之後出現的一系列武力事件已經把現代戰爭推進了極其荒謬的程度。現代武器技術的發展會進一步加劇其荒謬性。現代戰爭的這種荒謬性只向人們展現了兩個前景：要麼共同毀滅，要麼放棄戰爭。人類的智慧和本能都會使人們選擇後者，雖然這種選擇免不了還會不同程度地付出代價。

誠然，由於國際間發展的不平衡性和國際競爭的存在，大規模的軍事競賽仍然有加劇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但是，這不會影響我們上述結論的正確性。而代替那革命與戰爭時代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出現的長期的和平與發展的時代。

對於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説，新的時代需要新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如前所述，馬克思恩格斯之後，我們已經有了革命與戰爭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列寧、毛澤東等人都對這個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做出了卓越的貢獻。階級、階級鬥爭、無産階級革命和無産階級專政等等都曾是這個理論的時代主題。由於時代的不同，我們需要而且已經初步産生了新時代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現任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等等都是對這個新時代馬克思主義進行積極探索的結果。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問題，重新認識市場經濟對於社會主義的意義，重新認識民主政治對於社會主義的意義，重新認識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內涵，重新認識共産黨的歷史地位、任務和綱領，改進黨的執政方式，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等，都是新時代馬克思主義需要解決的極其重要的時代主題。中國近30年的改革開放為這種新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提供了豐富的實踐基礎。科學發展觀的提出無疑是為這個新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的豐富和發展提供了更加宏大的理論與實踐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