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捩點,特別是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攻佔大清帝國首都、皇帝倉皇出逃、皇家園林圓明園被焚掠一空、結束戰爭的不平等條約等一系列讓中國人感到“創劇痛深”的事件,讓人們普遍意識到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如李鴻章稱中國遇到了“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王韜稱之為“古今之創事,天地之變局”。正是這種“變局”導致了中西之間的文化衝突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危機。
與佛教傳入時不同,西方文化(西學)是隨著先進的堅船利炮和廉價的工業品進入中國的,西方文化向中國的傳播帶有強迫性。如何認識和對待強勢的西方文化,成為當時的中國人回避不開的問題;面對西方強勢文化的衝擊,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學)何去何從,成為回避不開的又一個問題,“中西”比較引出了“古今”問題。在對中西古今的比較中,産生了新的文化觀,就其發展程度説,依次有“西學中源”、“中體西用”和“中西會通”。
“西學中源”觀
顧名思義,“西學中源”説認為西學源出於中國,是在中學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並非西人所自創。其實這種觀點最早出現于耶穌會傳教士來華後的明末清初,但在洋務運動開始後蔚成大觀,基本思路是:古老的“中學”被中國後人“失之”,而西人“襲之”併發揚光大,現在學習西學只不過是“以中國本有之學還之於中國”,是“禮失而求諸野”,符合古聖先賢之“遺意”。洋務派在建議設立天文算學館時説:“查西術之借根,實本于中土之天元,彼西土猶目為東來法。特其人情性縝密,善於運思,遂能推陳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實法固中國之法也。天文算術如此,其餘亦無不如此。中國創其法,西人襲之。”
毫無疑問,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西學中源”説牽強附會,是不正確的,當時即有人提出批評。但在近代化初期,它的存在幾乎是必然的。一方面,它體現出在“變局”面前,受傳統熏陶的開明人士提倡學習西學時的矛盾心態,為自強不得不引進西學,對涵泳其中的傳統文化又割捨不下;另一方面它也是為了緩和強大的守舊勢力的反對情緒,減輕引進西學過程中的阻力。清政府在同文館之爭中最後支援了洋務派,理由是:“習西法者,不過借西法以印證中法,並非舍聖道而入歧途”,正體現了這種作用。
“中體西用”觀
“中體西用”論一般被看作是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最早由洋務思想家馮桂芬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西國富強之術。”此後,其他洋務思想家以不同的言詞和概念作了同樣的表述,如王韜説:“形而上者中國也,以道勝;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勝”,“器則取諸西國,道則備當自躬。”鄭觀應説:“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上海中西書院掌教沈毓桂明確概括出這一文化觀:“夫中西學問,本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提倡者的目的在以西方先進的物質手段維護中國傳統的文教制度,用薛福成的話説,是“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在洋務派這裡,“中學”固然是他們要堅守的,但是他們強調的重心卻是“西學”,因為這時“中學”的統治地位還沒有受到威脅,倒是“西學”需要衝破重重阻力來中國安家落戶,在這裡“中體西用”體現出的是積極意義。隨著近代化運動向縱深進行,“西學”的範圍越來越大,從最初的堅船利炮擴大到經濟、教育等制度領域,到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梁啟超們張揚起抑君權、興民權、建立君主立憲制度的旗幟,“中學”的核心——君主專制制度及其理論形態綱常名教的統治地位受到威脅,這時,張之洞拋出《勸學篇》,通篇圍繞著“中體西用”展開論述,表面上調和新舊,作持平之論,實際上旨在反對興民權,揚言“民權之説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無一益而有百害”,至此“中體西用”論的歷史作用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孰優孰劣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上述兩種文化觀同時存在,但“中體西用”論顯然比“西學中源”説進步。在“西學中源”説那裏,“中學”是唯一的文化,西學不過是中學的流衍,從中我們能強烈地感受到天朝上國觀念和自我中心意識,向西方學習顯得躲躲閃閃,“猶抱琵琶半遮面”,很有些懇求別人理解、原諒的意思。在“中體西用”這裡,雖然“中學”還佔有絕對優越地位,但是西學已經具有獨立的形態,已是理直氣壯、旗幟鮮明地宣稱西學應該學,必須學。這兩種理論在同一段時間被大體上同一部分人所堅持,是一個有趣的文化現象。
而且,這兩種理論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裏都很有市場,大體上,對於還沒有被廣泛認同和接受、阻力還很大的“西學”,提倡者仍然祭起“西學中源”的法寶,戊戌維新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等論證説西方的憲法和議會制度在中國也是“古已有之”:“春秋改制,即立憲法,後王奉之,以至於今。……今各國所行,實得吾先聖之經義。”梁啟超還特意作了一篇《古議院考》,孫中山也説過歐洲各種新文化新學説“都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以前的舊東西”的話。至於“中體西用”論的聲音更是一直不絕如縷,當然它的內涵一變再變。
“中西會通”觀
洋務運動的目的是“自強”,但搞了三十幾年,在甲午戰爭中卻被後起的小國日本打敗,讓中國人感到奇恥大辱,也促使人們進一步反思。反思的結果是:只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學習西方的制度,特別是政治制度,於是有了戊戌維新運動的興起,有了維新派的文化觀。維新派的文化觀表面上看比較複雜,為了實現他們的政治主張,他們既提“西學中源”,也提“中體西用”,但他們文化觀的主體是“中西會通”。康有為明確提出:“中國人才衰弱之由,皆緣中西兩學不能會通之故”,“今世之學者,非偏於此即偏于彼,徒相水火,難成通才”,為了培養通才,應該“泯中西之界限,化新舊之門戶”(新舊關係即中西關係)。嚴復提出建立新的文化應該是“必將闊視遠想,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而後得之”。易鼎還提出了“西法與中法相參”、“民權與君權兩重”等“中西會通”的具體建議。
可見,這種新文化觀的要點是反對對中學和西學“非偏於此即偏于彼”的互視為“水火”的片面觀點,強調應該“中西並重,觀其會通,無得偏廢”,將中學、西學融為一體。它突破了“西學中源”和“中體西用”的局限,第一次將西學置於與中學平等的地位,認為中學、西學各有所長,二者應該、也可以相互融會貫通,以創造出新文化,在中西文化觀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當然在康有為那裏,他是以今文經學和托古改制為中學的主要內容,以民權和君主立憲為西學的主要內容,將民權和君主立憲硬塞進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和孔子的改制裏面去,應該説,這種“會通”是十分牽強的,實踐上也是不成功的,它的意義在於開了風氣之先。
進入20世紀特別是民國後,又陸續出現過“國粹主義”、“東方文化優越論”、“新舊調和論”、“全盤西化論”(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文化觀實際上接近“全盤西化論”)、“中國本位文化論”等形形色色的文化觀,這些文化觀或偏于保守,或偏于激進,“中西調和”實際上則是“中體西用”在新形勢下的翻版,倒是“中西會通”的文化觀,雖然康有為們在具體操作層面上還存在著很大問題,但就其理論形態來説,恐怕是對待中西文化的正確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