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捩點，特別是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攻佔大清帝國首都、皇帝倉皇出逃、皇家園林圓明園被焚掠一空、結束戰爭的不平等條約等一系列讓中國人感到“創劇痛深”的事件，讓人們普遍意識到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如李鴻章稱中國遇到了“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王韜稱之為“古今之創事，天地之變局”。正是這種“變局”導致了中西之間的文化衝突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危機。

與佛教傳入時不同，西方文化（西學）是隨著先進的堅船利炮和廉價的工業品進入中國的，西方文化向中國的傳播帶有強迫性。如何認識和對待強勢的西方文化，成為當時的中國人回避不開的問題；面對西方強勢文化的衝擊，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學）何去何從，成為回避不開的又一個問題，“中西”比較引出了“古今”問題。在對中西古今的比較中，産生了新的文化觀，就其發展程度説，依次有“西學中源”、“中體西用”和“中西會通”。

“西學中源”觀

顧名思義，“西學中源”説認為西學源出於中國，是在中學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並非西人所自創。其實這種觀點最早出現于耶穌會傳教士來華後的明末清初，但在洋務運動開始後蔚成大觀，基本思路是：古老的“中學”被中國後人“失之”，而西人“襲之”併發揚光大，現在學習西學只不過是“以中國本有之學還之於中國”，是“禮失而求諸野”，符合古聖先賢之“遺意”。洋務派在建議設立天文算學館時説：“查西術之借根，實本于中土之天元，彼西土猶目為東來法。特其人情性縝密，善於運思，遂能推陳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實法固中國之法也。天文算術如此，其餘亦無不如此。中國創其法，西人襲之。”

毫無疑問，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西學中源”説牽強附會，是不正確的，當時即有人提出批評。但在近代化初期，它的存在幾乎是必然的。一方面，它體現出在“變局”面前，受傳統熏陶的開明人士提倡學習西學時的矛盾心態，為自強不得不引進西學，對涵泳其中的傳統文化又割捨不下；另一方面它也是為了緩和強大的守舊勢力的反對情緒，減輕引進西學過程中的阻力。清政府在同文館之爭中最後支援了洋務派，理由是：“習西法者，不過借西法以印證中法，並非舍聖道而入歧途”，正體現了這種作用。

“中體西用”觀

“中體西用”論一般被看作是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最早由洋務思想家馮桂芬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西國富強之術。”此後，其他洋務思想家以不同的言詞和概念作了同樣的表述，如王韜説：“形而上者中國也，以道勝；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勝”，“器則取諸西國，道則備當自躬。”鄭觀應説：“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上海中西書院掌教沈毓桂明確概括出這一文化觀：“夫中西學問，本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提倡者的目的在以西方先進的物質手段維護中國傳統的文教制度，用薛福成的話説，是“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在洋務派這裡，“中學”固然是他們要堅守的，但是他們強調的重心卻是“西學”，因為這時“中學”的統治地位還沒有受到威脅，倒是“西學”需要衝破重重阻力來中國安家落戶，在這裡“中體西用”體現出的是積極意義。隨著近代化運動向縱深進行，“西學”的範圍越來越大，從最初的堅船利炮擴大到經濟、教育等制度領域，到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梁啟超們張揚起抑君權、興民權、建立君主立憲制度的旗幟，“中學”的核心——君主專制制度及其理論形態綱常名教的統治地位受到威脅，這時，張之洞拋出《勸學篇》，通篇圍繞著“中體西用”展開論述，表面上調和新舊，作持平之論，實際上旨在反對興民權，揚言“民權之説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無一益而有百害”，至此“中體西用”論的歷史作用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孰優孰劣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上述兩種文化觀同時存在，但“中體西用”論顯然比“西學中源”説進步。在“西學中源”説那裏，“中學”是唯一的文化，西學不過是中學的流衍，從中我們能強烈地感受到天朝上國觀念和自我中心意識，向西方學習顯得躲躲閃閃，“猶抱琵琶半遮面”，很有些懇求別人理解、原諒的意思。在“中體西用”這裡，雖然“中學”還佔有絕對優越地位，但是西學已經具有獨立的形態，已是理直氣壯、旗幟鮮明地宣稱西學應該學，必須學。這兩種理論在同一段時間被大體上同一部分人所堅持，是一個有趣的文化現象。

而且，這兩種理論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裏都很有市場，大體上，對於還沒有被廣泛認同和接受、阻力還很大的“西學”，提倡者仍然祭起“西學中源”的法寶，戊戌維新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等論證説西方的憲法和議會制度在中國也是“古已有之”：“春秋改制，即立憲法，後王奉之，以至於今。……今各國所行，實得吾先聖之經義。”梁啟超還特意作了一篇《古議院考》，孫中山也説過歐洲各種新文化新學説“都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以前的舊東西”的話。至於“中體西用”論的聲音更是一直不絕如縷，當然它的內涵一變再變。

“中西會通”觀

洋務運動的目的是“自強”，但搞了三十幾年，在甲午戰爭中卻被後起的小國日本打敗，讓中國人感到奇恥大辱，也促使人們進一步反思。反思的結果是：只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學習西方的制度，特別是政治制度，於是有了戊戌維新運動的興起，有了維新派的文化觀。維新派的文化觀表面上看比較複雜，為了實現他們的政治主張，他們既提“西學中源”，也提“中體西用”，但他們文化觀的主體是“中西會通”。康有為明確提出：“中國人才衰弱之由，皆緣中西兩學不能會通之故”，“今世之學者，非偏於此即偏于彼，徒相水火，難成通才”，為了培養通才，應該“泯中西之界限，化新舊之門戶”（新舊關係即中西關係）。嚴復提出建立新的文化應該是“必將闊視遠想，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而後得之”。易鼎還提出了“西法與中法相參”、“民權與君權兩重”等“中西會通”的具體建議。

可見，這種新文化觀的要點是反對對中學和西學“非偏於此即偏于彼”的互視為“水火”的片面觀點，強調應該“中西並重，觀其會通，無得偏廢”，將中學、西學融為一體。它突破了“西學中源”和“中體西用”的局限，第一次將西學置於與中學平等的地位，認為中學、西學各有所長，二者應該、也可以相互融會貫通，以創造出新文化，在中西文化觀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當然在康有為那裏，他是以今文經學和托古改制為中學的主要內容，以民權和君主立憲為西學的主要內容，將民權和君主立憲硬塞進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和孔子的改制裏面去，應該説，這種“會通”是十分牽強的，實踐上也是不成功的，它的意義在於開了風氣之先。

進入20世紀特別是民國後，又陸續出現過“國粹主義”、“東方文化優越論”、“新舊調和論”、“全盤西化論”（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文化觀實際上接近“全盤西化論”）、“中國本位文化論”等形形色色的文化觀，這些文化觀或偏于保守，或偏于激進，“中西調和”實際上則是“中體西用”在新形勢下的翻版，倒是“中西會通”的文化觀，雖然康有為們在具體操作層面上還存在著很大問題，但就其理論形態來説，恐怕是對待中西文化的正確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