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蘊暉
（三）
為使黨的路線的正確性在組織上得到保證，在出現偏差或錯誤時有可能及時得到糾正，黨的歷屆黨章都賦予黨員對黨的重大決策有自由討論的民主權利。
中共六大黨章第十二章44條規定：“嚴格的遵守黨的紀律為所有黨員及各級黨部之最高責任。共産國際、中國共産黨全國大會、中央委員會及其他上級機關的決議都應當迅速而且正確的執行，同時在未經決議以前黨內的一切爭論問題，可以自由討論。”
中共七大黨章第一章第3條增加有：“向黨的任何機關直至中央提出建議和聲明。”“在黨的會議上批評黨的任何工作人員。”
中共八大黨章第一章第3條又補充：“對於黨的決議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除了無條件地執行以外，可以保留和向黨的領導機關提出自己的意見”；為保障黨員權利切實有效地行使，還規定“黨員和黨組織負責人如果不尊重黨員的這些權利，應當給予批評和教育；如果侵害黨員的這些權利，就是違反黨的紀律，應當給予紀律處分。”
可見，從中共六大黨章到八大黨章，有關黨員權利的規定是不斷完善的。即：在黨組織“未經決議之前黨內的一切爭論問題，可以自由討論”；對於黨的決議有不同意見，黨員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在黨的會議上批評黨的任何工作人員”；不尊重黨員權利的黨和黨組織負責人，應受到批評以至紀律處分。這些規定，無疑是保證黨內民主得以實行的黨規黨法，是黨內從普通黨員到黨的最高領導人都應遵從而無可例外的。
應該説，在黨的歷史上由於黨員權利得到尊重和保障，使革命事業免遭失敗的事例是存在的。最具説服力的是1932年毛澤東在寧都會議受到排斥以後，對黨內的重大決策仍擁有發言權，因而在長征路上可以與張聞天、王稼祥自由地討論五次反圍剿的軍事路線，並取得張、王的支援。於是才有發生歷史轉折的遵義會議的召開。毛澤東本人在中共七大和九大的講話中都曾談及此事。對這段歷史情節，金衝及在《毛澤東傳》1893—1949“長征”一節中寫道：
毛澤東在行軍途中，又和同行的王稼祥、張聞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指揮錯誤，認為紅軍已經不能按原計劃行動去同紅二、六軍團會合了。張聞天在延安整風時寫道：
“長征出發後，我同毛澤東、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澤東同志開始對我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並且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鬥爭，一直到遵義會議。”
……
黎平會議的《決定》有著重大的戰略意義……。
但爭論仍沒有結束。……
此時，王稼祥向毛澤東提出了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意見，毛澤東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建議他先同張聞天通通氣。張聞天也同意把李德、博古轟下來的意見，並且説：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金衝及主編：《毛澤東》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36—340頁。）
程中原在《張聞天傳》第九章“歷史轉折”中有更詳盡的記述：
1934年10月10日晚上，張聞天同毛澤東、王稼祥一道，從瑞金的梅坑出發，向贛南省會于都集結，準備渡過於都河作戰略轉移。……
按照部署，……黨和紅軍的首腦機關簡稱為“總部”，“最高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和總司令朱德等總部領導人隨一縱隊行動，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也隨一縱隊行動。這些中央領導人的隊伍稱為“中央隊”。“最高三人團”原來打算要將毛、張、王等一律分散到各軍團中去，毛、張持異議，這才讓他們留在一縱。毛澤東邀約張聞天、王稼祥一路行軍，一起宿營，張、王欣然同意。這樣，踏上西征途程之後，張聞天同毛澤東、王稼祥就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個“三人團”。為了跟“最高三人團”相區別，稱為“中央隊三人團”。
“中央隊三人團”並不是一個正式機構。三個成員中毛、王兩人，一病一傷。毛澤東惡性瘧疾剛制住，體虛血虧，走不動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被敵機炸傷，彈片還在肚子裏。他們兩人都坐擔架。張聞天身體好些，基本上是騎馬行軍。“最高三人團”成員忙於指揮戰事，把他們三個人放在一邊。長征開始時的這種特定環境，給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個人提供了經常在一起交換意見的機會。話題很自然地集中在不能打破敵人第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上面。……這一路隨意交談，充分討論，張聞天同毛澤東之間感情上更加親近，思想、觀點也更加趨於一致。對於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張聞天和王稼祥都接受毛澤東的觀點，認識到主要是在主觀方面，是軍事領導上的戰略戰術錯誤所致。
在西征途中形成的這個“中央隊三人團”，對於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對於中國共産黨歷史的轉折，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美國記者哈裏森·索爾茲伯裏在他寫的《長征——前所未聞的的故事》一書中幽默地用“擔架上的‘陰謀’”為標題專門寫了一章。張聞天在總結這段歷史時則採用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語言。他寫道：在長征出發後，“他（指毛澤東）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集團，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放下了物質基礎”。（程中原著：《張聞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235頁。）
這段歷史充分説明，由於黨員的民主權利得到尊重和保障——黨員有權自由討論黨內的重大決策，並在黨的會議上提出和爭論，這樣才使紅軍在長征途中將遭全軍復滅的路線錯誤得以糾正，出現歷史性的轉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