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中國“十五”計劃實施以來，中國教育事業健康穩步發展。到2005年，全國實現“兩基”的地區人口覆蓋率超過95%，青壯年文盲率控制在4%左右。農村教育置於“重中之重”的戰略地位，中央政府出臺了新增教育經費主要用於農村的重大決策措施，加強了農村教育。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特別是經濟社會發展呈典型的二元結構，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城市和農村之間經濟和社會發展水準的差異往往相差幾個經濟發展階段。在一定時期內，承認這種差別，實行非均衡發展戰略，是因地制宜發展各地教育事業的現實選擇。然而，教育作為促進現代經濟增長和社會和諧的先導和基礎，其發展差距的程度比經濟發展更為嚴重時，將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構成威脅。因此，努力縮小教育差距，促進教育協調發展成為新時期我國教育政策調整的重大命題和基本導向。
一、中國教育發展區域差異和差距拉大的主要表現
1．地區差異
我國各地區之間教育發展存在顯著的差異。根據蔡昉等對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全國按照教育水準的差異可以分為5類地區：
第一類地區包括北京、上海和天津，是全國受教育水準最高的地區，文盲比例低於6.5%,初中人口比重高於67%, 而大專以上的人口比重高於9.4%；
第二類地區是東部省份、除安徽以外的所有中部省份,以及西部的新疆和陜西。這些省區的文盲比例在5.1%—11.6%之間，初中以上人口比重在48.2%—62.8%之間，大專以上人口比重在2.5%—6.6%之間；
第三類地區是西部的四川、重慶、寧夏和華東的安徽。這些地區的文盲比例在8.9%—15.8%之間，初中以上人口比重在42.7%—47.3%之間，大專以上人口比重在2.4%—4.2%之間；
第四類地區是西部的雲南、貴州、甘肅和青海。這幾個地區的文盲比例在15.4%—25.5%之間，初中以上人口的比重在31.7%—39.8%之間，大專以上人口比重在2.1%—3.6%之間；
第五類地區是西藏，文盲比例達到47.25%，初中和大專以上人口比重僅為12.65%和1.45%，為全國最低。
義務教育是公民應享有的基本受教育權利，我國不同省區之間的入學率和完成率依然存在著很大的差別。以1994─2003年的“普九”實施情況為例，在全國29個地區（海南包括在廣東、重慶包括在四川）中達到和超過85%的只有9個地區，超過90%的有上海（98%）、北京（95%）、浙江（94%）、福建（91%）5個地區，而最低的4個地區西藏（24.5%）、貴州（54.2%）、廣西（64.8%）和雲南（65.1%）還不足70%。
西部地區實際上近年來一直是我國教育發展戰略實施的重點和難點地區。至2004年底，全國尚有368個縣（不含兵團農場）未實現“普九”，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區，佔83.79%，其中貴州、廣西、四川、雲南未“普九”縣數均超過35個，貴州最多有47個，佔12.77%。我國義務教育發展的區域性差異，還表現在辦學條件存在較為明顯的差距，進而間接反映出教育品質方面的差距。表現為：優質教育資源分佈極不均衡，西部地區初中輟學率較高，專任教師偏緊，高學歷教師比例偏低，校舍與儀器設備條件較差，與東部地區存在顯著差距。
2．城鄉差異
我國存在著城鄉二元制的社會經濟結構，城鄉人口在經濟收入、社會地位方面，尤其城鄉人口在享有的教育服務方面差異顯著。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在人力資本存量上農村遠遠落後於城市,我國文盲人口主要集中在農村地區。根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 年我國農村勞動力人口（15—64歲）每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為7.33年，比城市10.20年低2.87年，差距的主要原因在於農村勞動力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準的人口比重相對偏低。巨大的文盲人口是我國農村地區實現跨越式發展、擺脫貧困、提高勞動生産率和改善人民生活水準的巨大障礙。
二是城市與農村學校在辦學條件方面的差異。目前，農村中、小學辦學條件總體水準還較低，部分地區主要是中西部地區的城鄉中、小學辦學條件差距有擴大趨向。2004年安徽、甘肅農村“小學數學自然實驗設備達標學校比例”呈下降趨勢，與城市小學的差距分別由2003年的26個百分點和17個百分點拉大至29和22個百分點；遼寧、雲南、陜西農村“具有本科學歷初中教師的比例”與城市初中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分別由2003年相差40個百分點、41個百分點和40個百分點拉大至43個百分點、44個百分點和43個百分點。
三是在教育事業發展中,高中教育階段的發展農村與城市的距離有拉大的趨勢。在城市中，普通初中的升學率從1999 年的55.38%升高到2002年的74.24%, 提高了將近19個百分點；但是在農村地區,該升學率從18.58%提高到28.27%,提高了不到10個百分點。在我國的教育體系中,普通高中仍然是進入普通高等學校的主要途徑。城鄉升學率的差異説明,高中發展的瓶頸問題在農村更加嚴重,而高等學校擴招帶來的機會主要使城市人群受益,城鄉之間歷史上由來已久的嚴重的後義務教育階段的發展差距因此有更加擴大的趨勢。
3．教育差距大於經濟差距
經濟是教育發展的基礎。許多研究表明，我國許多教育經費指標的地區差異均大於經濟指標的地區差異。
根據袁振國主持的“十五”國家重點課題“縮小差距——中國教育政策的重大命題”研究，以東部三個地區北京、天津、上海和西部五個地區廣西、貴州、雲南、甘肅、青海1995年到2002年農村、城鎮居民每人平均消費水準進行比較，發現無論是地區間還是城鄉間的消費水準差距都在不斷拉大，而教育經費數據表明地區間城鄉間教育差距比經濟數據的差距拉得更大。以居民消費支出與教育支出的比較為例，從地區差距看，東部三市與西部五省農村居民每人平均消費水準的差距從1995年的2.8倍擴大到2002年的3.73倍；東部三市與西部五省城鎮居民每人平均消費水準的差距從1995年的1.4倍擴大到2002年的2.29倍；從城鄉差距看，東部三市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消費水準的差距從1995年的1.9倍擴大到2002年2.34倍；西部五省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消費水準的差距從1995年的3.7倍擴大到2002年3.82倍。東部三市與西部五省農村居民每人平均教育支出的差距從1995年的3.71倍擴大到2002年的3.88倍；東西部城鎮居民每人平均教育支出的差距從1995年的1.44倍擴大到2002年的1.97倍；從城鄉差距看，東部三市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教育支出的差距從1995年的1.87倍擴大到2002年2.97倍；西部五省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教育支出的差距從1995年的4.73倍擴大到2002年5.80倍。同期教育支出的地區和城鄉差距明顯大於整體消費支出的地區和城鄉差距。
二、我國公共教育資源配置與改革政策分析
我國地區與城鄉之間教育發展水準的差異無疑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既與歷史原因形成的發展差距相關，也與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客觀存在的城鄉差別、地區差別、階層差別相關，同時也涉及到公共財政體制不健全、教育資源配置不合理等制度性的因素。從教育投入角度講，這種差異和我國公共教育財政體制的根本特點密切相關。我國公共教育財政體制總的來説有兩個特點。
第一，基礎教育的管理體制是在國務院領導下、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也就是説，基礎教育資金的支付和統籌責任主要由縣級政府承擔。
第二是多元化的教育籌資體制。根據《教育法》，我國教育實施以財政撥款為主、其他多種渠道籌措教育經費為輔的體制。這種體制是改革開放以後逐步建立起來的。由於多元化的籌資體制，非政府來源的經費在我國教育財政中扮演了十分重要，而且是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如2002年，全國教育經費中預算內撥款僅佔56.83%。在過去的20 年中，我國越來越依賴於非政府撥款性的教育收入，政府通過預算內撥款提供了超過3/4的教育經費，預算內撥款所佔的比例在1980 至2002 年之間下降了21個百分點。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我國政府的教育支出一直低於國際平均水準，也低於其他發展中國家。到2004年，教育財政性經費佔我國GNP的比例僅為2.79%，距離4%目標仍有相當大的差距。政府對教育部門投資不足導致各級教育面臨嚴峻挑戰，其後果是對包括學費在內的非政府經費的強烈依賴，而這進一步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公平問題。
目前國家已有的促進公共教育資源分配均等化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有兩種。一是在農村地區貫徹實施“以縣為主”的基礎教育管理，伴隨農村稅費改革加大教育的財政資金投入力度，減少農民教育負擔。二是加大中央和省級政府對地方教育的轉移支付力度。這些專項經費有比較明確的目的性，那就是提高教育的公平性。
到2003年，全國財政預算內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撥款達到了1094億元，比1999年的533億元增加了一倍多，佔當年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總投入的80%。表明中央政府在基礎教育財政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三、促進我國區域教育協調發展的政策展望
政府作為維護和促進教育公平的社會主體，在減少教育差距、增進公平上承擔主要責任。“十一五”期間政府以逐步糾正縮小教育差距作為工作的重點。
1．實行投資於人的戰略，把發展教育作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點領域
人力資源作為支撐區域可持續發展的第一資源，要求把更多的資金投向科技、教育和人才的培養。2000年以來國家高等教育佈局開始向西部地區傾斜，推進了高校區域佈局結構的改善。在國家重點支援西部地區高等教育發展政策的指導下，西部地區高等學校數由2000年的249所增加到2004年的409所，改變高校設置在發達地區和大城市過於集中的狀況。“十一五”期間，將繼續加強對中西部地區教育的支援，教育部和西部每個省區重點共建一所大學；支援每一個地級市建設一所高等院校；推進東部對西部、城市對農村的教育對口支援以及職業教育的對口協作，縮短城鄉和東、中、西部之間的教育差距。
2．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契機，建立農村義務教育公共財政體制
2005年12月，國務院印發《關於深化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的通知》，其核心內容是改革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投入機制，即從2006年起，逐步將農村義務教育全面納入公共財政保障範圍，全面支援農村率先實現基本的免費義務教育。新機制的建立，標誌著農村稅費改革進入了以農村義務教育和縣鄉財政體制改革為主要內容的綜合配套改革新階段，農村教育已明確成為各級政府的責任，特別是以中央和省級政府財政為主的投入來源與結構保障了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的投入和穩定增長。此外，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還要求把城市和農村教育的發展規劃、學校建設、教師配置統籌起來，實現城鄉教育一體化，切實保障進城農民工子女教育權，關注農村“留守兒童”的教育，也是統籌城鄉教育的重要內容。
3．實行積極差別待遇政策，切實解決貧困地區的教育貧困
在我國2004年底還未“普九”的368個縣中，相當一部分是國家重點扶貧縣和少數民族地區，中小學辦學條件相當差，師資總量不足，學歷層次不高，校舍緊張成為未“普九”縣義務教育攻堅的難點所在。
許多國家如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的經驗是，把物質或經濟極為貧乏和不利，須優先予以改善以有利於教育機會均等實現的地區列為“教育優先區”（EPA），政府應積極介入，通過增建校舍、加大財力支援、培養師資、改善設備等方式，儘快改善這些地區的學校和社區環境。這種“優先發展區”與“積極差別待遇”的政策，對我國貧困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政策有很大的啟示。我國目前採取中央和地方共同支援的辦法，在國家重點扶貧開發縣和少數民族地區設立“教育優先發展區”，制定具體可操作的優惠措施，從政策、投入經費、人事等方面實行補償和傾斜政策，以超常規發展的模式縮短其與全國平均發展水準之間的差距，進而縮短與東部發達地區教育發展的差距，實現國民教育的協調和均衡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