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素莉

五四 ”以後，社會主義理想在中國先進人士的視野中凸顯出來，社會主義的各種流派幾乎都可以在中國找到它們的代言人。從文化的角度分析，社會主義理想的基本特徵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社會理想追求有很大的一致性，這構成了社會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重要文化基礎。

中國文化在幾千年來只孕育了一個理想社會的形態，即“大同”社會，它不僅是社會理想，也構成了中國文化烏托邦精神的支柱。古代的“大同”學説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境遇中經過康有為的解説而具有了新的意義。在康有為的影響之下，中國後來的各派知識分子和先進人士都從這裡開始關注中國命運和未來發展途徑，使中國人民有了理解和接受社會主義理論的歷史文化基礎。

“大同”理想反映了中國古代農耕文化的歷史積澱和內涵。它所憧憬的“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與“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禮記·禮運》）的道德倫理追求，特別是儒家的道德理想相一致。 “天下為公”與至善至德相統一的理想社會，長期影響著中國社會政治與文化的發展，制約著人們對理想社會的設計。“大同”社會理想在本質上是一種“世界主義”的社會理想，是一個世俗的太平社會原型。它成為近代以來中國人選擇西方社會理論的一種基本“支援意識”。

康有為的《大同書》等著作，系統闡釋了古代“大同”學説，使中國古代的“大同”理想具有了近代意義。他試圖把中國文化的“大同”烏托邦精神融匯到中國近代社會政治與文化發展的過程之中去。在他的“大同”思想體系中明顯地包含了對西方空想社會主義理論的吸收，這使他對私有制持一種批判態度，幻想建立一個“大同之世，天下為公，無有階級，一切平等”的烏托邦社會理想。因此，康有為使中國古代的“大同”烏托邦理想與近代西方的社會理論，特別是空想社會主義理論聯結起來，成為中國人選擇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文化基礎。

梁啟超深受康有為的影響， “世界大同”構成了其理解西方社會主義思潮的重要基礎。他説：“社會主義者，近百年來世界之特産物也，隱括其最要之義，不過曰土地歸兮，資本歸兮，專以勞力為百物價值之源泉”。他認為“中國古代井田制度，正與近世之社會主義同一立腳點”。（梁啟超：《中國之社會主義》，1904年2月14日）他認為中國的文化與理想已經包含了中國人民走向成功的基礎，“第一，我國民大成功之根本理想，則世界主義也”。“第二，人類平等之理想，又我國民成功一要素也”。（梁啟超：《歷史上中華國民事業之成敗及今後革進之機運》，1920年10月）他將社會主義理論介紹到中國來，並對中國的思想界和知識分子産生了很大影響。

孫中山始終信奉並竭力倡言社會主義，把社會主義與傳統的“大同”社會理想結合起來，形成了民生主義。他信奉《禮記·禮運》中的“大同”社會理想，主張“天下為公”。在孫中山看來，社會主義與中國傳統的“大同”理想幾乎是一回事，他甚至用“大同主義”去理解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

在李大釗所設定的走向人類大同的程式中，反映出康有為“大同”思想的影響。（《李大釗文集》(上)，第625～626頁）在他的“世界聯邦”構想中實際上溶進了中國“大同”理想的成份，他認為人類必然統一，而“民主主義、聯治主義”等都只是通往“世界大同”的記號。從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前景去透視中國社會的出路，李大釗對中國文化的前途並不悲觀。儘管陳獨秀對傳統文化持強烈的批判態度，但在他的理論境界中也相信“大同主義”，極贊成“將來之世界，必趨於大同”。（《陳獨秀文章選編》(上)，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234頁）在其他一些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大同”理想的影響。青年毛澤東曾經認真研究過康有為的《大同書》，並説：“大同者，吾人之鵠也”。（毛澤東：《倫理學批語》，1917～1918年）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延續性支配著毛澤東早年的世界觀。

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的傳播並不是由於歷史的偶然機緣，其中包含著中國歷史文化的深刻背景。中國文化的“大同”學説無疑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進行文化選擇的心理基礎和重要的文化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