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蘊暉

（一）

歷經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引起的傷痛，不能不使與毛澤東同輩的領導人進行深刻反思，為什麼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産黨，會發動這樣一場“無法無天”被稱為“革命”的內亂。陳雲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曾多次談到“文化大革命”的教訓。1980年11月，陳雲兩次與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具體負責人胡喬木談話，向他指出：

（一）毛主席的錯誤問題，主要講他的破壞民主集中制，淩駕於黨之上，一意孤行，打擊同他意見不同的人。著重寫這個，其他的可以少説。

（二）整個黨中央是否可以説，毛主席的責任是主要的。黨中央作為一個教訓來説，有責任，沒有堅決鬥爭。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懷，那麼局面會不會有所不同？應該作為一個黨中央的集體，把自己的責任承擔起來。在鬥爭時是非常困難的，也許不可能。

（三）毛主席的錯誤，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毛主席老講北京空氣不好，不願呆在北京，這些話的意思，就是不願同中央常委談話、見面。他願意見的首先是華東的柯慶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260-261頁）。

值得後人思考的是，當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澤東外，為什麼沒有“都是彭德懷呢”？難道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都是在明哲保身嗎？為説明問題，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彭德懷在廬山上書，受到毛澤東嚴厲批評後的情景。

彭德懷説：“第二天，即二十四日上午，有兩個同志來到我處。問我考慮好了沒有？我説，我寫給主席的信，是根據國內某些具體情況和廬山會議的情況寫的，並沒有什麼準備和懷有什麼陰謀目的。……他們又説：‘不能單從信的方面來看，而要從如何對全局有利著想。’他們並以熱情和激動的心情談到，‘要拋開信的本身，從全局利益來檢討。’談了兩個多小時，熱淚盈眶而別，感人至深。”（《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78頁。）

金衝及主編《劉少奇傳》中説，在1964年12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當前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劉少奇談了與毛澤東的不同看法，受到毛澤東的多次嚴厲批評。對兩位主要領導人之間出現分歧，黨內不少人感到憂慮。朱德、賀龍等找劉少奇，“希望他顧全大局，要謹慎，要尊重毛澤東”。劉少奇接受大家的意見，主動找毛澤東作自我批評。（金衝及主編：《劉少奇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973頁。）

對1958年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嚴厲批評1956年的反冒進，上綱為“政治問題”。周恩來從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到八大二次會議，不得不痛苦地一再檢討。對周恩來當時的心情，有研究者認為是周恩來“相忍為黨，顧全大局”（熊華源、廖心文著：《周恩來總理生涯》，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2頁。）。應該説，這個判斷是不錯的。

以上三例，説明一點：不管毛澤東的意見正確與否，其他領導人的不同意見都只有檢討的份。維護毛澤東個人的權威，就是維護“大局”，就是維護“黨”的利益。

（二）

維護領袖個人的權威，就是維護黨的利益，這就是“大局”。這個邏輯能成立嗎？在這裡，我們不得不重新弄清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什麼是黨？

劉少奇在《論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的演講中，曾下過這樣的定義，黨“是矛盾的統一體”。他説：

“整個黨的結合形式就是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全體黨員的結合，就是由黨的中央和黨的各部分、各機關以及各個支部的結合，就是黨的領袖、黨的幹部和全體黨員大眾的結合，就是黨的上級組織和下級組織的結合。因此我們黨的結構不是混合物，不是幾十萬黨員的簡單的總合，不是沒有一定的結構的，而是幾十萬黨員按照一定的組織形式和一定的規則結合起來的；是一個矛盾的結合，有領導者和被領導者，有黨的領袖和黨員，有黨的上級組織和下級組織。黨的這種組織結構使黨具有強大的戰鬥力，否則就是‘烏合之眾’了。”

“黨的具體的結合形式就是民主集中制。”（劉少奇：《論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1941年11月。《劉少奇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319、320-321頁。）

這就非常清楚地告訴人們，黨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的一個戰鬥集體。是包括了黨的領袖、黨的幹部和全體黨員大眾的結合體。黨不是領袖個人。

那末，什麼是大局呢？毫無疑問，大局就是黨的最大利益。我們得進一步問，什麼是黨的利益呢？

對此，毛澤東有過精闢的解釋，他説：

“共産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説》，1941年11月6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頁。）

“應該使每個同志明瞭，共産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96頁。）

“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責。同志們，人民要解放，就把權力委託給能夠代表他們的、能夠忠實為他們辦事的人，這就是我們共産黨人。”（毛澤東：《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頁。）

“我們共産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誌，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繫，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94-1095頁。）

可見，服從大局，是講要服從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這裡最根本的就是要使黨有一條符合客觀實際的正確路線。服從大局，絕非是服從領袖個人的意志，或維護領袖個人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