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蘊暉
(一)
歷經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引起的傷痛,不能不使與毛澤東同輩的領導人進行深刻反思,為什麼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産黨,會發動這樣一場“無法無天”被稱為“革命”的內亂。陳雲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曾多次談到“文化大革命”的教訓。1980年11月,陳雲兩次與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具體負責人胡喬木談話,向他指出:
(一)毛主席的錯誤問題,主要講他的破壞民主集中制,淩駕於黨之上,一意孤行,打擊同他意見不同的人。著重寫這個,其他的可以少説。
(二)整個黨中央是否可以説,毛主席的責任是主要的。黨中央作為一個教訓來説,有責任,沒有堅決鬥爭。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懷,那麼局面會不會有所不同?應該作為一個黨中央的集體,把自己的責任承擔起來。在鬥爭時是非常困難的,也許不可能。
(三)毛主席的錯誤,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毛主席老講北京空氣不好,不願呆在北京,這些話的意思,就是不願同中央常委談話、見面。他願意見的首先是華東的柯慶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260-261頁)。
值得後人思考的是,當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澤東外,為什麼沒有“都是彭德懷呢”?難道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都是在明哲保身嗎?為説明問題,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彭德懷在廬山上書,受到毛澤東嚴厲批評後的情景。
彭德懷説:“第二天,即二十四日上午,有兩個同志來到我處。問我考慮好了沒有?我説,我寫給主席的信,是根據國內某些具體情況和廬山會議的情況寫的,並沒有什麼準備和懷有什麼陰謀目的。……他們又説:‘不能單從信的方面來看,而要從如何對全局有利著想。’他們並以熱情和激動的心情談到,‘要拋開信的本身,從全局利益來檢討。’談了兩個多小時,熱淚盈眶而別,感人至深。”(《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78頁。)
金衝及主編《劉少奇傳》中説,在1964年12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當前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劉少奇談了與毛澤東的不同看法,受到毛澤東的多次嚴厲批評。對兩位主要領導人之間出現分歧,黨內不少人感到憂慮。朱德、賀龍等找劉少奇,“希望他顧全大局,要謹慎,要尊重毛澤東”。劉少奇接受大家的意見,主動找毛澤東作自我批評。(金衝及主編:《劉少奇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973頁。)
對1958年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嚴厲批評1956年的反冒進,上綱為“政治問題”。周恩來從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到八大二次會議,不得不痛苦地一再檢討。對周恩來當時的心情,有研究者認為是周恩來“相忍為黨,顧全大局”(熊華源、廖心文著:《周恩來總理生涯》,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2頁。)。應該説,這個判斷是不錯的。
以上三例,説明一點:不管毛澤東的意見正確與否,其他領導人的不同意見都只有檢討的份。維護毛澤東個人的權威,就是維護“大局”,就是維護“黨”的利益。
(二)
維護領袖個人的權威,就是維護黨的利益,這就是“大局”。這個邏輯能成立嗎?在這裡,我們不得不重新弄清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什麼是黨?
劉少奇在《論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的演講中,曾下過這樣的定義,黨“是矛盾的統一體”。他説:
“整個黨的結合形式就是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全體黨員的結合,就是由黨的中央和黨的各部分、各機關以及各個支部的結合,就是黨的領袖、黨的幹部和全體黨員大眾的結合,就是黨的上級組織和下級組織的結合。因此我們黨的結構不是混合物,不是幾十萬黨員的簡單的總合,不是沒有一定的結構的,而是幾十萬黨員按照一定的組織形式和一定的規則結合起來的;是一個矛盾的結合,有領導者和被領導者,有黨的領袖和黨員,有黨的上級組織和下級組織。黨的這種組織結構使黨具有強大的戰鬥力,否則就是‘烏合之眾’了。”
“黨的具體的結合形式就是民主集中制。”(劉少奇:《論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1941年11月。《劉少奇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319、320-321頁。)
這就非常清楚地告訴人們,黨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的一個戰鬥集體。是包括了黨的領袖、黨的幹部和全體黨員大眾的結合體。黨不是領袖個人。
那末,什麼是大局呢?毫無疑問,大局就是黨的最大利益。我們得進一步問,什麼是黨的利益呢?
對此,毛澤東有過精闢的解釋,他説:
“共産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説》,1941年11月6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頁。)
“應該使每個同志明瞭,共産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96頁。)
“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責。同志們,人民要解放,就把權力委託給能夠代表他們的、能夠忠實為他們辦事的人,這就是我們共産黨人。”(毛澤東:《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頁。)
“我們共産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誌,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繫,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94-1095頁。)
可見,服從大局,是講要服從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這裡最根本的就是要使黨有一條符合客觀實際的正確路線。服從大局,絕非是服從領袖個人的意志,或維護領袖個人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