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輝 林曉光

日本政界的所謂“族議員”就是與某些特定政府部門和社會利益集團因特殊利益而結成深厚關係的國會議員團體。在日本，“族議員”大體上都是與內閣的各省廳相對應、並以省廳名稱來命名的，如：“外交族”、“農林族”、“文教・科學技術族”等。“族議員”的特點，或者説成為“族議員”的要件，一是在其所控制或有影響的領域，通過國會的立法活動，保護有特殊關係的利益集團，為這些利益集團謀取利益；而這些利益集團則推舉特定的議員候選人，為該議員提供競選資金、拉選票，給予全力支援。二是要在相關省廳有廣泛的“人脈”關係，熟悉該省廳的有關業務，並對其政策制定過程擁有強大的影響力，使相關省廳在制訂國家預算、分配國家資源的時候，關照與“族議員”有特殊利益關係的集團或項目。三是參加自民黨等執政黨或重要在野黨的政調會與內閣各省廳相對應的特定部會，並擔任過較為重要的職務，

“國防族”就是日本國會裏五花八門的“族議員”之一。所謂“國防族”，顧名思義，就是活躍在日本的國防、安全、防衛等政策領域，並擁有強大影響力的政治家，並不僅僅是在防衛廳、自衛隊任職的軍職或文職人員。自民黨的“國防族”議員分別參加黨的國防部會、安全保障調查會、基地對策特別委員會，以及國會的外交防衛委員會等等；與軍工産業界，如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石川島播磨重工等有著深厚而密切的關係，利用手中的政治權力為軍工産業界謀取利益， 如“新國防族”大力推動的“新導彈防禦構想”就是一塊價值6萬億日元的“大蛋糕”。三菱集團為獨佔這一巨大利益，不擇手段拉攏“新國防族”，為防衛廳幹部支付高額招待費。

“新國防族”崛起于2001年的秋天。“9·11事件”以後，如何維護日本的安全保障，成為日本政界爭論的熱點，媒體與國民關注的焦點。當時擔任參議院外交防衛委員會委員長的武見敬三，聚集12名三、四十歲、當選次數不多的年輕議員，于2001年11月發起成立了“確立新世紀安全保障體制年輕議員之會”。這些人年輕氣盛，政治理念保守右傾，主張引進先進導彈防禦系統，實現日本的再武裝等。政治立場之“右傾”，政策觀點之鮮明，意見言辭之激烈，活動能量之充沛，遠遠超過以往的“國防族”，日本媒體遂稱之為“新國防族”。

“新國防族”中最活躍、最引人注目的有前任防衛廳長官石破茂、現任內閣官房長官安倍晉三、前任防衛廳長官中谷元和前防衛廳政務次官浜田靖一等人。這三人都是承繼前輩余蔭的“世襲議員”。

“新國防族”不斷提出新的安保政策思路和法理依據，積極推進日本國家安全戰略的新一輪調整，調整幅度之大，影響之深，前所未有。

首先，推出一系列反恐怖和“有事立法”相關法案，為自衛隊在國內外展開軍事行動掃除法律障礙、提供法律依據。

需要指出的是，在“新國防族”里民主黨人也不甘落後。民主黨在“影子內閣”的“安保大臣”前原誠司的遊説下逐步向自民黨靠攏。2003年5月中旬，自民黨按照民主黨的要求對法案作了一些無關痛癢的修改，在“保障基本人權”前加上“最大限度”的字眼，增加“如國會作出決定即可中止政府為武力攻擊事態所採取的措施”的規定。民主黨即對“有事立法”三法案開放綠燈，使之在參、眾兩院都以90%以上的壓倒多數獲得通過。

目前，“新國防族”正全力推進派兵出國的永久立法，以取代有時效限制的《反恐活動特別措施法》和《伊拉克特別措施法》。石破茂強調，派兵海外的永久性法律極有必要，但需要時間，擬將“有事立法”的遺留問題和永久性法律所有處理，與民主黨達成一致後提交2006年春季的例行國會並爭取通過。此外，關於《國家安全保障基本法》的討論也開始緊鑼密鼓地進行，使首相擁有宣佈“國家緊急狀態”，直接指揮地方自製體，命令普通國民的權力，為強化首相許可權提供法律依據。

其次，挑戰安全保障政策“禁區”，突破既有政策法規。2003年6月23日，“確立新世紀安全保障體制年輕議員之會”發表《關於國家安全保障的急聲明》，提出：1、絕不允許朝鮮開發核武器；2、使中美朝三方協商機制儘快擴大為日、韓參加的五國框架；3、部署反彈道導彈裝備的同時，迅速實現與美國共同研究的導彈防禦系統；4、適應時代變化，重新考慮“專守防衛”政策，在日本面臨攻擊的情況下，保持必要限度的“先發制人”攻擊對手基地的能力；5、以修正關於“集體自衛權”的政府見解為前提，研究在任何場合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可能性。日本媒體認為，“新國防族”的安全觀是日本走向軍事大國的“危險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