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子媒介時代，兒童文學除了可能為兒童建構起一個理想社會，並且在童年生命呵護方面具有其獨特的文化價值外，還有另一種意義，即可能為成人保留一個可以回歸的精神家園。

一、回歸童年

兒童文學是童年經驗的一部分，它不會因為人的長大和成熟而喪失它的影響。台灣學者黃文博在一篇文章裏這麼寫道：“其實，就算老於世故的成年人，心底仍寄居著童話的影子。雖然表面上不會承認那些幼稚的故事對自己的影響，卻可能註定一輩子逃不掉童話的影響。”這從另一面讓我們下一個這樣的推論：因為有兒童文學，我們才能保留童年；有了永在的童年，成人有了精神家園。

童年深藏在我們心中，它是一種心靈狀態。這種心靈狀態，我們在夢想中又找到它。童年是夢想的，在童年時代，夢想賦予我們自由。這是巴什拉在《夢想的詩學》中給予我們的啟示，但從這看似簡單的觀點裏，我們知道了“一種潛在的童年存在於我們身心中”。

童年是那麼美好而神聖。但矛盾的是，成年人不再像幸福的孩子一樣擁有著童年，他們多麼想擁有純真的詩一樣的童年！那麼，如何回歸童年，發現身心中持久存在且嶄新的童年狀態？這即是兒童文學的意義。因為只有兒童文學能夠保留並張揚兒童的夢想。王富仁説：“人類是在不斷追尋少年兒童時的夢想中實現自己精神凈化的。人類墮落的根源在成人的文化中，而不在兒童的夢想裏。也就是説，一個民族的兒童必須有屬於自己的獨立的世界，有能夠養成自己夢想的適宜的土壤。在這時，我想到的是兒童文學。”他的話也包含這麼一個含義：正是能夠保留兒童夢想的兒童文學存在，人類才朝向崇高的、真誠的、純潔的世界前進。

王富仁的話和挪威兒童文學作家喬斯頓·伽德爾的有著驚人的一致：“在幻想文學中充滿鏡子的小屋裏，我們受到感召擦去現實中的灰塵，這樣我們就可以再次體驗像兒時一樣純凈的世界——那是我們變得‘世故’之前的世界。我們所有人都還有希望。”徜徉在兒童世界裏，成人安寧的心回歸了童年。正因此，許多成人喜愛閱讀童話，喜愛回憶童年的散文，喜愛講述童年的故事。當他們講述孩子的故事的時候，他和孩子一樣獲得幸福感。兒童文學有了無比的價值，就是因為給予了成年這樣美好的時光。所以，有了兒童文學這個童年世界的存在，我們發現了人類心靈中原型的童年，我們感受到了最初的純潔和良知，因此人類才有希望。

二、與童年對話

電子媒介時代是一個資訊急劇更新換代的時代，面對新事物、新資訊，由於親子兩代人適應能力的不同、對新事物理解和吸收的快慢不同，在親代喪失教化的絕對權利的同時，子代卻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反哺”能力。而且電子媒介解構了成人和兒童之間的差異，打破了文化知識傳統的由前輩（父輩）向後輩（子女）傳遞的單向傳承的模式，這就導致了新的代際衝突。如何消弭這種代際衝突，實現兩代人的文化傳遞呢？我以為兒童文學可以在實現兩代人的文化傳遞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實現成人與童年的對話。我的理由有以下兩點：

第一，兒童文學作家創作的目標之一就是要架設一座溝通成人世界和兒童世界的橋梁。巴西作家愛娜·瑪麗亞·馬查多在談論兒童文學的時候，就認為：“兒童文學主要是19世紀的作品（特別是英國人的作品）構建起來的，這些作品有著明確的目標，那就是在上一代人與下一代人之間架起橋梁。也就是説，他們以一種簡單的方式，在那些互相熱愛對方但卻有著不同年齡的人們之間搭橋。這一搭橋的過程綜合了個人情感、個人天分以及關於文學傳統的豐富知識底蘊。”正是因為兒童文學作家有著這一文化立場，所以兒童文學可能在彌合兩代人的代際衝突方面有所作為，正是因為這一點，成年人完全可以通過兒童文學實現和童年的對話。

第二，兒童文學具有“前喻文化”性質。美國學者米德在《文化與承諾》將整個人類的文化劃分為三種基本類型：前喻文化、並喻文化和後喻文化。在以前喻方式為特徵的文化傳遞過程中，老一代傳遞給年輕一代的不僅是基本的生存技能，還包括他們對生活的理解、公認的生活方式以及簡拙的是非觀念。並喻文化肇始於前喻文化的崩潰之際，即先前文化的中斷使年輕一代喪失了現成的行為楷模。後喻文化即由年輕一代將知識文化傳遞給他們生活在世的前輩的過程。而兒童文學是成人為兒童創作的，它包含了成人對兒童教育的觀念和文化期待，顯然它有“前喻文化”性質。在我們今天的電子媒介社會裏，長輩對晚輩的文化傳遞受到了挑戰，晚輩在許多方面無法接受長輩已視為平常之事，這就意味著兩代人之間存在著不可避免的衝突。所以兒童文學可以作為成人對兒童的文化傳遞工具，在兒童社會性發展中發揮不可忽視的作用。

三、抵抗的文化政治

文明和野蠻同在。當我們在享受文明的成果時，也許我們在經歷野蠻的侵略或我們的心靈被野蠻殖民。因此，人類在發展中需要不停地進行有效地抵抗，抵抗那些野蠻的力量，這樣來理解，抵抗的文化政治並非一個時髦的詞語。當代西方文化學者和人文主義者看到，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資本的內在作用或市場經濟和資本的運作在影響著世界經濟的秩序和文化的構成。面對這種形勢，這些操持著批評理論話語的學者越來越多地採取批判姿態，他們的文化批判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

誠然，以電腦、資訊和通訊為特徵的第三次技術革命確實帶來了諸多的便利。這種變革不僅在勞動之外，而且也在勞動生活本身。但西方學者對“資訊傳播樂觀主義”持否定態度，西方這些清醒的文化學者的文化批評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委婉的意識形態批判，是對後現代文化的一種抵制。馬爾庫塞就提出了藝術即政治實踐的命題，他倡導新感性，提出了一種能夠適應現代發達工業社會的革命學説。他看到西方社會在産業結構、社會結構、階級結構、權利中心、管理體制、意識形態及哲學形式方面的變化，這種革命學説已不可能局限在社會物質條件方面的武力革命，而應注重社會主體及人的意識方面的觀念變革。他認為，在人的觀念變革中，哲學由於其實證的傾向佔統治地位，已不能夠給擺脫資本主義社會異化及各種控制提供批判的力量。而藝術，作為充滿了各種想像力、可能性的“幻想”世界，則表達著人性中尚未被控制的潛能，表達著人性的嶄新層面。藝術蘊含著新的社會改造的生機。

馬爾庫塞對新感性的呼喚，對藝術作為文化抵抗的可能的認定，使我們看到文學藝術作為審美世界的現實價值和未來意義。這不是憑空捏造的癡人説夢式的囈語，文學這個理想國千百年來一直承擔著這樣的文化使命。文學以其審美的形式、美感和道義的力量與社會調和又短兵相接，並不斷參與推動人類社會的文明與進步。文學有沒有可能重塑人類的感性世界，使人類在物質豐富的時代依然擁有一份空靈？我以為這是可能的，就兒童文學這個童心世界而言，對於抵抗技術野蠻，對於抵抗商業文化的侵蝕，其價值是難以估量的。在兒童教育對兒童形成壓抑的現實中，兒童文學成了人類社會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個文化領域，是無法被任何其他東西（例如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所代替的。我更覺得在商業文化、消費文化形成的對人類感性世界的壓抑和侵蝕的語境下，兒童文學具有不可估量的力量。兒童文學成為抵抗的文化政治，在當代和諧社會建設中發揮自己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