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入學到畢業

（一九四八——一九五一）（七）

我們化學系這個班，一九四八年入學，名單上九人：王新瑞（女）、馮元頔、宋銀柱、陳念貽、吳應、蔣碩健、李基天、陸慶邦、龔育之。到一九五二年畢業，這九人中只剩下四人了，其他人由於各種原因離開了這個班。但又增加了十二人：袁玄暉、李謙初、趙錫瑞、蘇聚漢、李敉功、顧長立、羅徵球、李天恩、邵靖宇、張永剛、戴行義、冀朝鑄，他們是後來陸續轉到這個班來的。這一班畢業生，除冀朝鑄到朝鮮參加中朝與美國的停戰談判以外，大都分配在化學研究和化學教學的崗位上。

我不在畢業名單中。怎麼回事呢？一九五一年春假下鄉宣傳回來不久，我就發現雙腿浮腫。那時沒有醫學知識，還以為是腳氣病哩。後來一檢查，説是急性腎臟炎，住進了校醫院。以為五一以後就可以出院，不行；住進協和醫院，以為七一以前可以出院，還是不行。轉為慢性，只好休學，在醫院和家裏臥床一年多。一九五二年我那一班的同學畢業了。為準備迎接大規模建設，我們下一年級的同學也提前一年與我們班同時畢業了。我就是想複學，也沒有學可復了。何況身體仍然不好，不能吃鹽，要多休息。但已經能勉強到機關工作，就分配到中宣部科學衛生處了。先我一年分去的，是何祚庥，與我同時分去的，還有羅勁柏。我們三人分到中宣部，並不是離開專業，相反，正是因為中宣部要新增一個聯繫科學工作的新機構，要找幾個有一些專業知識、又有點黨的工作經驗的大學生。我們曾先後任清華大學理學院黨支部的書記和副書記，所以就分來了。嚴格地説，我不能算清華畢業，我填表，也是填清華肄業。後來聽説，我這種情況可以算畢業，但我沒有去辦過手續。

歲月匆匆，我們班的同學現在都已過了退休年齡。回顧一生，不論是入了黨的還是沒有入黨的，不論是入過團的還是沒有入過團的，不論是在教學和研究機構工作的還是在企業、機關工作的，都在各自的崗位上盡了自己的職責，都為國為民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其間也都經歷了各自的或較短或較長或較輕或較重的人生曲折。最嚴峻的是一九五七年，我們班畢業的同學中，就我確知，至少有三位被錯誤地打成“右派分子”，那比例竟遠大於那個沒有道理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五、百分之十。這些同志中，有些遭遇極慘。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當然都得到了改正。其中一位是羅徵球，他只因傳播了一些大鳴大放的消息又不願交代消息來源而被戴上右派帽子，在北京一家農藥廠工作，農民到工廠排放廢水廢料的池子裏挖泥作肥料，被池中的毒氣熏倒，羅徵球明知危險，奮不顧身，下去搶救，農民沒有得救，他也中毒身亡！他那樣的“政治身份”，做出了那樣的英雄之舉。應不應該表彰？當然，表彰還是表彰了，只不過是低調的而已。後來的改正，對他來説，不但是遲到的，而且是死後的。應該説，他是我們班的同學中在特殊情況下做出特殊貢獻的一位特別值得記念的人物。

漸入老境、已入老境，對遙遠的大學時代的回憶，別有一番滋味。老同學們聚會的願望漸濃，機會也漸多。在北京的同班同學，有蔣碩健（我們的老班長）、李敉功、袁玄暉、蘇聚漢、陸慶邦、我，有時還有冀朝鑄，每年都要聚會一兩次，夫人們一起來，熱熱鬧鬧一屋子。同我們還有一些聯繫的同班同學，有上海的陳念貽、戴行義，杭州的邵靖宇，河北的李天恩、趙錫瑞，香港的李謙初。至於已經去世的，除了救人犧牲的羅徵球以外，還有早逝的王新瑞，以及晚年被癌症奪去生命的宋銀柱和顧長立。顧長立以善開玩笑會説相聲為同學們所欣賞。一九九二年校慶，已經失語的他，還給我們班同學寫信“寫”過一個笑話。那之後，我有機會去大連，特地到化物所去看他，卻從所裏的門房得知，他已在不久之前逝世！此外，還有幾位，則早已完全沒有聯繫、沒有消息了！

（今年一月十九日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的田芊同志約我和李敉功同志談校史，送了我五大冊《清華大學史料選編》。我翻閱了史料，充實了回憶，校準了回憶中不確定的時間，寫成此稿。又經幾位同學校閱過，作了修改和補充。——作者附識）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