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時期，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統籌協調的含義是不一樣的。在和平時期，統籌的側重點是安全下的發展，二者協調的基本標誌是本國經濟在既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中有較高的發展速度，同時國家又處在基本沒有或很少受到威脅的狀態；而戰時統籌的側重點是保證國家安全需要，二者協調的基本標誌是資源配置和體制轉換能夠滿足戰爭要求，同時又能使戰爭經濟活動對國民經濟運作和本國居民生活的負面影響最小化。而且，在和平時期，由於各國面臨著不同的安全與發展環境，因而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也具有不同的指向。

一般而言，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要實現以下三方面的基礎性協調：

其一，戰略目標的協調。在這種協調下，國家能夠在國防安全與經濟發展兩大目標建立一個平衡點，通過該平衡點，由此準確反映國防安全與經濟發展在國家總戰略中的輕重緩急的關係。如果兩大目標中的任何一方成為主要矛盾方面，國家總目標的側重點都應及時調整和改變。戰略目標的確定，通行的是“安全先行”原則，即首先根據國家在一個時期內面臨的國防安全形勢，確定安全戰略在國家總體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此為基礎形成安全與發展在國家總體戰略目標中的合理權重。由於軍事與民用兩大經濟部門在資源配置上存在著資源分配上此多彼少的矛盾，以及由此帶來的其他種種消極影響（國防開支對其他公共開支和私人投資的“擠出效應”等），一旦決策者對總體戰略目標的定位發生重大失誤，或者國家安全會受到嚴重威脅，或者國民經濟發展受到嚴重破壞。因此，如何準確確定國家總體戰略目標中安全與發展的權重關係，就成為協調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關係的核心問題。在這方面，有的國家採用50名專家（軍事專家、外交專家、經濟學家等）把構成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因素分成幾大類按權重打分，最後加總平均除以50，計算出國家面臨的實際威脅的指數。人們試圖用這種辦法，最大限度地消弭主觀所研判的安全與發展關係與客觀實際之間的誤差。

其二，資源配置的協調。在這種協調下，國家能夠在國防安全與經濟發展兩大領域之間形成合理的資源分配比例，建立科學的資源配置機制，有效地利用國防財政資源，在達成既定的國防安全戰略目標的前提下使國防資源消耗量最小化。一般而言，戰略目標權重關係的確立，要求與之相配套的資源配置比重關係，即國防安全資源配置與社會經濟發展資源配置的比例關係。但戰略目標的協調，並不是資源配置協調的必要而充分條件，或者説二者之間並不必然存在時序上繼起的邏輯關係。這一點已經為歷史事實所證明。因此，建立與戰略目標協調的資源配置聯動機制，是資源配置協調的核心問題。

其三，運作機制的協調。在這種協調狀態下，國防領域與民用領域的技術成果、人才、資金、商品、資訊等要素，能夠形成雙向擴散、交流和融合的態勢，由此可以充分發揮兩大經濟體系資源整合的優勢。一方面，國防建設植根于國民經濟母體之中，實現“寓軍於民”，從而形成國民經濟對國防經濟的強大支撐力；另一方面，國防建設對國民經濟促進作用得以充分發揮，從而形成國防經濟對國民經濟尤其是高科技産業發展的強大牽引力。達到了這種協調發展的境界，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之間因爭奪資源而顯現出來的競爭性關係就會大大弱化，“共生共長”的互惠互利就會使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之間産生了一種正合博弈關係，國防建設的機會成本也會大大降低，進而實現國防經濟對民用經濟拉動效應的最大化和民用經濟對國防經濟支撐效應的最大化。

對於一個小國或者一個結盟的大國而言，實現上述協調也就實現了兩大建設的協調發展。但對於一個具有影響力的大國來説，這還不是協調發展的最高境界。要實現長遠性、穩定性的協調發展，還必須在此基礎上再上一個臺階，滿足大國特有的協調要求，實現“産業能力的協調”，即在本國産業體系中的軍工生産能力與民用生産能力之間達成協調。通過這種協調，既能夠自主滿足本國武器裝備的需求，又能夠保障本國民用經濟的健康發展。近現代以來，凡是世界上有影響力的大國無不如此。目前，號稱世界十大軍工國的美國、俄羅斯、英國、德國、法國、日本、以色列、巴西、印度、中國，都保持了相當規模的軍工研發和生産力量。

世界大國並不一定是世界強國。強國的協調還必須在大國産業協調的基礎上實現更高一個層次的協調，實現“技術形態的協調”，即本國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經濟技術形態要與世界先進水準保持協調一致。也就是説，當各國封閉的安全與發展系統被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所打斷而趨於開放時，一個國家的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標準也就有了世界意義，一個有重大影響的大國只有同時佔領世界最先進的經濟技術和最高的軍事技術這兩個制高點，才能實現長遠、穩定的協調發展。更為重要的是，這也是一種在對抗中才能實現的協調。1500年以來，歷史上共有5次世界強國的興衰。每一次強國興衰的週期大致都要經歷確定強國地位的國際戰爭、強國統治、統治衰落、挑戰國發起挑戰等四個階段，週期長度平均約為100年。西班牙、法國、德國、日本和前蘇聯都曾經是爭當霸主的挑戰者，但都沒有成功。重要原因之一是各挑戰國在本國尚不具備挑戰世界頭號強國實力的前提下長期陷入鉅額的戰爭經濟消耗而趨於衰落，這也使本國失去了搶佔時代技術制高點的能力。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僱員彼得·施瓦茨的《勝利——美國政府對前蘇聯的秘密戰略》，曾透露當年美政府秘密制定了迫使前蘇聯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最終拖垮前蘇聯的“軟戰爭戰略”。在冷戰對峙的高潮期，經濟總量僅為美國一半的前蘇聯，武器裝備的年産量卻佔到世界總産量的一半，洲際導彈多達6000枚，是美國的兩倍多。為保持軍事優勢，蘇聯軍費佔GDP的比重常年維持在13—15%，佔財政支出比重30%以上。這种經濟負擔使前蘇聯的國防與經濟的關係總體上處於嚴重失衡狀態，最後被拖垮了。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保羅·肯尼迪指出，大國興起，興于經濟科技的發達和隨之而來的軍事擴張；大國之衰，衰于國際生産力中心轉移和過度侵略擴張所造成的經濟和科技衰退。這確有一定的道理。人類近現代史上已經經歷了三個大的技術經濟時代，每一個技術時代的領先者都成為了世界強國，這絕非偶然。正是靠著第一次工業革命領先地位，英國才得以在17世紀到19世紀保持長達200餘年的霸主地位；美國從19世紀末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強國至今已經有110年，至今尚未出現衰敗跡象，它所依靠的是第二次工業革命和知識經濟發起者的優勢。在它們崛起和應對挑戰國挑戰的時期，都注重軍事與經濟關係的統籌協調。比如，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對抗前蘇聯時，制定了“新面貌”安全戰略，其核心就是在“避免嚴重削弱美國經濟”的前提下實施對抗，以後歷屆美國政府幾乎都不約而同地奉行著這一戰略。這樣，在國防與經濟比較協調的推動下，美國獲得了超過其他西方六國資訊技術研發投資總和的資源優勢，在現代資訊産業的技術基礎上實現了“富國”；同時又在新技術革命的支援下開始了新軍事革命，實現了“強兵”。

以上五個層次的協調構成了一個系統，對統籌我國國防與經濟的關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整體性要求──應更加注重國家總體戰略目標的實現，使安全與發展兩大戰略目標整體推進，而不是安全或發展單方面的突進；協同性要求──應更加注重統籌兼顧，使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雙方互相聯結，互相協調，互相推動，形成合力；長遠性要求──應更加注重從産業能力和技術形態上謀劃兩大建設持續的和長遠的發展，而不是強調單方的重要而最終破壞雙方相互依存的條件。只有這樣，才能使國家的安全利益與發展利益在新的形勢下實現高度統一，促進國家整體實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