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國家的“十一五”規劃建議，確定在“十一五”期間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務是“提高高等教育的品質”。最近，國家已提出控制高等教育擴招速度，將今年高校招生增幅調整為5%。從1999年至2004年，本專科生招生的年增長率平均為26.1%，研究生招生的年增長率平均為28.6%，大大超過了國民經濟增長的速度，顯然是缺乏科學性的。由於未來二三十年，適齡青年的規模仍在增長，因此高等教育仍需保持適度的增長。一般認為，與GDP的增速同步，是一個合適的速度。但今年5%的控制增幅，大大低於GDP 的增速，顯示了政府加強調控的決心和力度。
連續多年的高等教育大規模擴招，産生了可以預料的一系列問題。它突出地表現為高等教育培養品質的明顯滑坡，大學生就業難成為全社會強烈關注的問題。顯示高校辦學體制、教育模式的相對封閉和改革的滯後，高校的培養目標、學科專業設置、教育內容和方法等許多方面尚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高等教育品質下降、品質變異還有其他許多重要的方面。例如，我國確立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對一些研究型高校實行重點投資建設，但這一政策的績效評價是不明確的，國家鉅額的投資效益難以考核。在新一輪行政導向的學術“大躍進”下，高校普遍氣氛浮躁，熱衷於蓋大樓、建大校園、追求豪華闊綽。學科建設、學術發展很難按照學術自身的邏輯漸近地積累發展，而遵循上級部門的指令，追求定量化的高指標。近年來高校逐漸增多的學術造假等學術腐敗事件，顯示了學術生態受到的損害。
但當前制約高等教育發展最現實的問題，也許是資源障礙，即“誰來為高等教育買單”。一方面，隨著學生數量增加、培養成本增加，向世界一流大學進軍的清華、北大等倍感缺錢，沒有足夠的經費，難以請到海外優秀人才。另一方面，承擔了近年來高校擴招主要任務的地方院校，教育資源被極大地稀釋，生均教育經費大幅度下降，有的省已下降為僅相當於原先的1/3左右，到了難以為繼的程度。然而，高等教育繼續發展的經費卻並不落實。在我國初等、中等、高等三級教育經費的結構中，高等教育經費約佔24%左右，達到了歷史最高水準，已經大大高於各國的平均水準。國務院領導一再明確表態，今後新增的教育經費將主要用於農村義務教育。與此同時，全國高校的銀行債務約在2000億以上，潛伏著一定的風險，教育主管部門已嚴令清查和控制高校貸款。其次，目前大學每年5000元左右的學費，也幾乎達到了“天花板”，教育主管部門三令五申不得提高，嚴查高校亂收費。這樣，增加高等教育資源的主要途徑──政府撥款、銀行貸款和收取學費──都被堵死，高等教育還要擴大和提高品質，錢從何來？
高等教育的情況具有某種典型性。有人説，現在的教育問題如一團亂麻，如何解開這團亂麻，什麼才是那把關鍵的鑰匙？我想説，關鍵就是不失時機地推進以體制改革為中心的教育改革，建立高等學校面向社會自主發展的新機制，從而走出這一困境。
以高等教育的財政危機為例，事實上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能夠包辦昂貴的高等教育。在大多數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的主體是私立大學；在亞洲國家，私立高等教育至少也佔有30%~50%或者更高的比例，但我國仍然是公辦高等教育一統天下的格局。民辦高等教育雖然也發展了十幾年，至今仍然步履維艱，規模很小，包括公辦高校舉辦的獨立學院在內，民辦高校佔本專科在校生的比例僅為10%。可以設想，如果由社會力量舉辦的民辦高校的比例達到30%以上，困擾我們的高校經費問題將不復存在。它涉及政府教育職能的變革，涉及政府應該管什麼、不應該管什麼這樣的根本問題。顯而易見，國家應當包辦的是義務教育，而高等教育則必須打破壟斷，面向社會開放，更大限度地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最大限度地吸收、利用社會資金和社會力量，使高等教育成為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充滿活力的事業。近年來，我國在義務教育階段搞許多高收費的“轉制學校”，而真正應當轉制的高等學校卻按兵不動。在這幾年的“兩會”上，已經有代表提案要求開展公立高等學校轉制的改革。如果每個省有一部分高校轉為民營機制，就可以有效地緩解教育經費問題。事實上，已經出現了公立高校轉制的成功實踐，如齊齊哈爾職業技術學院、大連外國語學院。
增強高等院校自身的活力，一個基本的方面是重建政府與大學的關係，通過政府放權、向大學賦權，恢復大學的自主性，使之成為真正能夠面向社會自主辦學的法人實體。儘管這一目標在1985年《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即已提出，在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中都已確定，但至今並未真正落實。相反，近些年來，高等教育管理出現了某種退化，官本位、行政化趨勢嚴重回潮。例如，1980年代的教育體制改革，為淡化高校的行政級別，將所有高校定為局級；但近年來重新確定了30余所“副部級”大學，強化了大學的官本位價值，這與我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趨勢可以説是背道而馳的。世界範圍內優秀人才和創造性成果的競爭，實際是制度文明的競爭。我們必須正視，建設一流大學最為重要的是建立現代大學制度，或者説建立大學的現代性。如果我們不能建立高校自主辦學的體制，不能實現學術自由和學術本位的管理，那麼我們花很多的錢也不太可能實現“世界一流”的目標。
回顧20多年來改革開放的歷程，重溫1985年教育體制改革《決定》的精神，今天特別需要強調和突出教育制度改革，堅持鄧小平同志所開闢的方向，推進以體制改革為中心的教育改革。其核心是教育行政改革，要打破政府對教育資源的壟斷，引入市場機制改善公共資源的配置、改善提供公共産品的途徑和方式，通過培育和發展教育市場擴大教育供給，增加教育的豐富性、選擇性和競爭性，並在這一過程中提高資源使用的效率。要通過政事分離的改革，推動政府依法管理教育，在教育多元化、社會化、地方化的格局中，重建政府與學校的關係，建立大學的自主性，促進學術民主和學術自由，保障學術研究的高水準和創造性。要通過制度創新，分散和下放管理權力，促進辦學體制的靈活性和多樣化。要建立社會參與的機制，促進教育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避免決策的隨意性和片面性。這是當前教育改革真正重要的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