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素莉

在毛澤東看來，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形態，是有著客觀物質基礎的，這一物質基礎就是在一定生産力發展水準上的社會經濟狀況。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距離“工業先進國家”的水準還很遙遠，經濟發展水準還很落後，毛澤東堅持在當時條件下不能立即把社會主義付諸實踐，並堅決反對在社會轉化問題上存在於黨內的民粹主義觀點。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所做的口頭報告中指出：“我們黨內有民粹主義思想存在，就是想直接從封建經濟到社會主義，不經過資本主義”。毛澤東特別強調：“中國革命不能不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經過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就意味著中國在進入社會主義之前，必然要經歷一個對資本主義制度中一切肯定的東西加以吸收、消化的階段，從而為社會主義奠定必要的政治、經濟基礎。這就規定了中國在社會轉化問題上的基本走向。這一基本走向表現為：

第一、在吸收資本主義一切肯定成果的基礎上發展經濟。

新民主主義在經濟上的特點就是除了節制有害於國計民生的官僚壟斷資本之外，允許和保護一切有益於國計民生的民族資本的發展。中國的民主革命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消滅的對象，只是封建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只是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産階級（大資産階級），而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上層小資産階級和中等資産階級”。毛澤東反覆申明：“我們現在的方針是節制資本主義，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毛澤東明確提出私人資本主義是人民共和國的五种經濟成分之一，並且把“保護民族工商業”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之一，以法律的形式把“保護工商業者的財産及其合法的營業不受侵犯”規定下來。（參見《中國土地法大綱》，1947年10月頒布。）毛澤東在回答黨內外人士對“資本主義”的疑慮時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産黨人為什麼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産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産階級，或者説更有利於無産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

毛澤東還著重論述了吸引外國資金與技術對中國工業化的重要意義。他指出：“中國必須工業化。在中國，這只有通過自由企業和外資援助才能做到”（[美]埃謝裏克編著：《在中國失掉的機會》，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60頁。）。“蘇維埃政府歡迎外國資本的投資。中國過去未能利用外國資本使中國人真正得到好處。只有在中國取得真正的獨立和民主之後，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資用於大規模地發展生産事業。也只有自由的中國，由於生産性經濟的廣泛發展，才能夠償還這種外國投資的本金和利息。”（《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頁。）但是，“我們並不愚蠢地只想吸取西方的機械技術，我們也不會對壟斷、官僚化的資本主義感興趣。它窒息國家的經濟發展，只使當官的發財。我們關心的是在建設和生産性的方針指導下，使國家得到最快的發展。首先將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美]埃謝裏克編著：《在中國失掉的機會》，第260頁。）。因此，只有在吸收資本主義一切肯定成果的基礎上，中國的經濟才得以迅速發展，並最終為走向社會主義奠定基礎。

第二、在工業化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

為了儘快奠定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毛澤東號召共産黨員和革命者應當學習使中國工業化的技術知識，並倡導注重經濟工作。他指出：我們共産黨要努力於中國的工業化。中國落後的原因，主要的是沒有新式的工業。老百姓擁護共産黨，是因為我們代表了民族和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發展生産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毛澤東強調：經濟工作，尤其是工業……是決定一切的，是決定軍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這一切東西的，是決定社會變化的。如果我們共産黨員不關心工業，不關心經濟，也不懂別的什麼有益工作，對這些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只會做一種抽象的“革命工作”， 這種革命家是毫無價值的，我們應該反對這種空頭革命家，學習使中國工業化的各種技術知識。（毛澤東：《為陜甘寧邊區工廠廠長和職工代表會議的代表舉行招待會上的講話》，1944年5月22日。）

第三、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漸進性、長期性。

1939年9月，毛澤東在會見斯諾時説：我們永遠是社會革命論者，不是改良主義者。中國革命有上篇和下篇兩篇文章，“文章的上篇如果做不好，下篇是沒有法子著手做的”。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一文中明確指出：“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分析了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革命是在共産主義思想體系指導下的有機構成部分，從而使中國社會革命轉化思想更加完備。1945年4月，《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毛澤東再一次強調了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漸進性、長期性。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解決了在中國這樣政治、經濟落後的國家通過什麼樣的途徑走向社會主義的問題，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1942年1月和2月，中共中央先後作出了《關於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和《關於如何執行土地政策決定的指示》，分別指出，黨的政策是“獎勵資本主義生産與聯合資産階級，獎勵富農生産和聯合富農”，“以獎勵資本主義生産力為主”。對此，張聞天在1942年到陜北和晉西北農村調查中作了進一步研究。在山西興縣農村調查之後，他寫了《關於農村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一個問題》的報告，論述了在新民主主義之下的落後農村，如何發展生産力問題。他指出：“我們有些幹部不懂得發展新式資本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全部方向和內容，也是將來社會主義的前提”。“我們所提倡的新式資本主義，與歐美的舊資本主義不同。我們有革命政權和革命政策，調節社會各階級關係，凡可以操縱國民生計的工商業，均握在國家手中”。“中國社會將來才是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今天則要實行新民主主義，就是新式資本主義。因為中國太落後，只有走過新式資本主義的第一步，才能走社會主義的第二步。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是我們的理想。發展新式資本主義，是我們現時的任務，也是我們當前的具體工作。若把理想當現實，亂來一陣，會弄糟糕的”（《中共黨史資料》第29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 ，第1～3頁。）。在東北解放區，張聞天同志首先提出五种經濟成分，即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並且規定了對待五种經濟成分的正確的政策。

資本主義，哪些是可以超越的，哪些是不可以超越的，這不僅僅是個理論問題，而且是個實踐問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堅持認為：由於中國社會的性質和特點，中國不必非要經過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而進入社會主義；同樣，由於中國社會的性質和特點，中國社會也不能不經過對資本主義一切肯定成果加以借鑒和吸收的階段——新民主主義的發展階段而進入社會主義。即便是進入了社會主義，也不能閉關自守，而應當在“世界歷史”中實現自己的發展。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在封閉狀態下完成向現代化的跨越。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共産黨人關於經過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為中國步入現代化國家提供了最佳途徑。在中國共産黨人的探索中，既有對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的科學認識和把握，又有對中國社會經濟現狀的正確估價，他們的基本價值取向與民粹派和西化派是完全相悖的，也與共産國際、史達林的旨意完全不同，正因為他們把中國的“發展”問題，置於現實國情條件的基礎之上，才有可能走出一條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社會革命道路。

（文中未註明出處的，均引自《毛澤東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