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從階級結構上看，農民佔全國總人口90％，工人和其他階級或階層則佔10％；從經濟結構上看，農業和手工業佔90％左右，現代性的工業佔10％左右。這樣一個基本國情，使中國共産黨在理論上和實踐中解決依靠什麼力量，通過什麼途徑走向社會主義時，所面臨的歷史矛盾是前所未有的。佔全國人口90％的農民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剝削，是民主革命的主力軍。但是，農民階級本身與中國農村落後的生産方式相聯繫，具有散漫性、落後性和保守性，又對民主革命的根本目標的實現有一定的阻礙作用，有時甚至是破壞作用。中國革命的道路必須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政權的道路，但是中國未來社會的政治和經濟依託又是城市中的現代化工業，而不是農村中的小農經濟。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造成了中國110年的苦難，是中國國家不能獨立、人民不能解放、經濟不能發展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國革命的前途一定是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但是西方資本主義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生産力，因此在走向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又必須充分學習、吸收和借鑒西方資本主義在科學技術、生産經營、企業管理等方面的成功經驗，並允許本國的民族資本主義有一定發展，以便最終為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奠定經濟基礎。在解決上述問題時，瀰漫于當時中國社會思想領域中的“全盤西化”、“民粹主義”及中共黨內的“左”傾空談主義等錯誤思潮則更增加了中國共産黨人選擇適合於中國國情的社會革命道路的難度。中國共産黨人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們用科學理性的精神對待馬克思主義，用實事求是的態度分析中國國情，並把二者正確地統一于中國革命實踐之中，因而産生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社會革命理論。
從1919年2月李大釗在《青年與農村》一文中提出農民和農村問題，到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形成解決以農民為主力軍、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政權的道路，經歷了艱難的實踐過程。中國早期共産黨人在解決中國革命的主力是農民這個問題上的一突出特點就是強調無産階級的領導權，強調共産黨的無産階級性質。
瞿秋白指出：農民是國民革命的基本力量，國民革命“不得農民參加革命不能成功”（《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98頁），所以，中國革命中，除無産階級之外，“只有中國農民（及兵士）是革命裏最有力最偉大最主要的同盟軍，因為只有他們的民權主義的要求，是可以和無産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要求結合的”（《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2頁）。但是絕不能無限誇大農民的革命性而陷入民粹主義。瞿秋白特別強調：“馬克思主義見無産階級（工人）于革命之中自有欲指導地位之勢，而‘民粹派’的社會革命黨特別注重於農民階級，他們的主張以革命力之中知識階級、農民階級、工人階級絕無差異，社會革命黨之首領赤爾諾夫常稱農民為革命之‘第三力’，而向以‘農民政黨’自負的”。在黨的性質、無産階級領導權問題上，“向來是馬克思派與民粹派相對”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1），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5～356頁）。所以在中國，農民不能成為革命領導者，因為與無産階級相比，“農民受了千百餘年精神上物質上的剝削，頭腦裏只有水滸式的‘官逼民反’，而沒有結合城市勞工為正當的群眾組織及群眾運動”，只有在無産階級領導下，喚起他們的覺悟，解決他們的土地問題，“才有真正的民治運動，才能推翻軍閥，解放中國”（《嚮導》第35期，1923年8月8日）。正是這種理論上的自覺，使瞿秋白在1923年6月所寫的《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中首次提出無産階級對民主革命的領導權，成為中共歷史上最早提出這問題的人，從而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運動産生了重大影響。
毛澤東無疑被認為是領導中國農民革命走向成功的領袖。他是從長期的農村實地調查研究起步，開始關注農民及農村問題的，這些思想集中在他當時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農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著作中。中國的廣大農民，特別是貧農，生活極端貧苦，有革命的迫切要求，因而無産階級領導的農民革命鬥爭，不但是中國農民的唯一齣路，也是中國革命的唯一齣路，首先指出這一點的是毛澤東。中國共産黨所遇到的問題，如列寧在《兩種策略》中所論述的，就是無産階級領導權和農民問題。列寧指出在民主革命中主要問題是無産階級的領導，而這個問題不是抽象的，主要是領導農民，離開了農民就無所謂無産階級的領導權。同樣，毛澤東也十分強調無産階級的領導權同發揮農民主力軍作用的統一關係。他特別批評了那種把堅持無産階級的領導同發揮農民革命主力軍作用對立起來的觀點，指出：“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鬥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鬥爭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本身的”。中國革命實質上是一場農民革命，主力軍是農民，而領導者卻是無産階級。這種觀點的基本立場是共産主義的，與民粹主義有本質區別（《日本學者視野中的毛澤東思想》，中央文獻出版1989年版，第161頁）。正如斯圖爾特·施拉姆教授指出的：“儘管農民是一種重要的革命力量，但必須由無産階級或資産階級來領導，他們本身不能單獨發揮政治作用，這是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政治原則之一，可以追溯到馬克思本人那裏。在這以後的半個世紀中，毛的理論貢獻不在於用與它相對立的東西來取替這個基本原則，而在於把無産階級領導的原則和他所堅持的中國革命的勝利最終要依靠鄉村的堅定信唸有機地結合起來”（[美]斯圖爾特·施拉姆：《毛澤東的思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頁）。
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毛澤東率領部隊到了井岡山，深入到農村中發動農民群眾，建立了一個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逐步形成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對此共産國際一直持懷疑態度。周恩來同志後來回憶道：“1940年我到共産國際去，共産國際的領導同志都還擔心我們離工人階級太遠了。我説我在農村裏經過長期鬥爭的鍛鍊，有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完全可以無産階級化。共産國際的一些同志聽了之後大嘩，不以為然”（參見《關於“六大”的研究》）。但是歷史證明，正是這些接受了無産階級領導的農民，使眾多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勝利地發展為人民共和國。當然，作為小生産者代表的農民，自然有其與生俱來的弱點，行動比較散漫，目光比較狹窄，因而有一個需要教育和改造的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明確指出：“無産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並強調對於那些農民成份比例較大的地方黨組織，“若不給以無産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因此，毛澤東特別著重強調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性，指出要堅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教育黨員。歷史的發展證實了這樣一個真理：“偉大的中國農民戰爭，如果在無産階級政黨領導之下，就與歷史上一切農民戰爭不同”。這不僅是馬克思主義歷史上一個偉大的新發現，也是中國歷史和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偉大新發現（胡喬木：“中國共産黨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為紀念建黨70週年作”，《人民日報》1991年6月25日）。無疑，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這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論。而代表人類歷史上最先進階級思想的馬克思主義，一旦被農民群眾所掌握，就不僅僅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還會使農民群眾在這個革命中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從而達到對本階級局限性的超越。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説明瞭中國共産黨領導的農民戰爭與民粹主義的本質區別。
（文中未註明出處的，均引自《毛澤東選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