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牌，任何一個有尊嚴的國家、有骨氣的民族都視之為瑰寶。然而，與獲取任何稀缺財富一樣，爭奪金牌必須付出代價並承擔風險。這一代價主要是經濟的，隨著競技體育的高水準化和高科技滲入，其經濟代價越來越高，在奧運會上96%的獎牌歸於發達國家就是一個證明。而金牌的風險還往往表現在政治方面。在中外體育史上，由競技體育引發的民眾騷亂、社會動蕩，以至釀發“足球戰爭”等事件屢有發生。1985年發生在比利時海瑟爾體育場的騷亂事件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女皇不得不向全世界公開道歉，就使英國政府大失顏面。過去我們對獲得金牌正面的政治效益議論較多，如金牌對激發民族意識、愛國精神所起的作用等等，而對失去金牌可能隱含的一些負面的東西避而不談。今天，在建設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我們不能再回避這些可能造成突發性、群體性事件的、潛在的不安定因素，更不能將這些因素轉嫁到政府身上，因此降低政府的權威性。

競技體育本身具有很大的偶然性，這是由競技體育比賽結果的預先不可確定性決定的。因此金牌的歸屬往往會大出人們所料，如球王貝利每次對世界盃結果的預測都大跌眼鏡。統計表明，具有獲得奧運會金牌實力的運動員只有30%能如其所願。而且，競技體育的勝負不僅取決於自身的實力，還有一部分命運掌握在對手手裏，甚至在裁判手裏。奧運會的運動員有一萬餘眾，而金牌只有三百多個，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人都與金牌無緣。如果將這樣一個偶然幾率極大的文化活動的責任歸於政府，真稱得上“命懸一線”。如果我們要求政府為雜技演員在“巴黎‘明日’暨‘未來’世界雜技節”的失手承擔責任，如果因一個交響樂團的演出失敗我們要向政府討説法，如果我們要求政府為一部電影未在奧斯卡頒獎儀式上獲獎而向公眾道歉，大家一定會認為這是癡人説夢。那麼，為什麼政府必須為競技體育的金牌背書呢？

競技體育是社會一種縮影和折射，對社會産生著強烈的反作用。在多元文化時代，社會的注意力日趨分散，而競技體育是集中和調度社會注意力的主要文化方式。這就提醒我們應更加注意競技體育所形成的社會心理指向。1988年漢城奧運會前，由於個別體育官員對洛杉磯奧運會成績的誤讀，造成社會輿論的誤導，“兵敗漢城”後，全國上下指責聲一片，一些批評直指政府。這一社會沮喪情緒的宣泄很快與當年通貨膨脹造成的社會心理的動蕩攪和在一起，其結果不言自明。

前東德體育給我們留下了的教訓是深刻的，他們把金牌與政府的信譽牢牢地捆綁在一起，結果是成也金牌，敗也金牌。他們的這部金牌機器效率驚人：從1968年到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短短20年間，東德共積累了519枚獎牌，獎牌總數位居世界第三位。如果以人口平均來算，東德所獲得的獎牌數量是蘇聯的10倍，是美國的13倍。僅以這些數量而言，絕對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奇跡。到了這個時候，金牌已經成為勒索納稅人，訛詐政府財政的工具。隨著1990年10月柏林墻轟然倒地，東德的體育這部造夢機器也分崩離析。人們驚奇的發現，失去了政府直接資助的東德體育，在剎那間被動蕩的時局摧枯拉朽般擊碎，其速度之迅猛，其烈度之嚴重，遠遠高於其他任何行業。有專家認為東德政府對體育的全面支援，特別是為其所投入的巨大物質資源是東德競技體育迅速崛起的關鍵。而東德的這種“金牌體育”，以及對“金牌效益”的過分追求，打破了東德體育和諧發展的平衡。東德早期對學校體育和大眾體育的重視，到後期已經徒有其名。高水準競技體育所起到的立竿見影、立等可取的效果，使國家體育的其他領域成為競技體育的附屬品，特別使需要國家巨大投資而見效緩慢的大眾體育相形見絀，人們的體育權利、體育的社會公平無人顧及，這一點在柏林墻倒塌後，從東德人對前政權所經營的體育所表達的蔑視態度就可窺見一斑。

在我國競技體育的投入、管理、經營、受益的主體是各級政府，全運會、民運會、城運會、農運會、體育大會，以至省運會、市縣運動會，實際就是同級政府之間的比賽。這就使各級政府很忙、很累、很擔心，也很無奈，因為這些比賽都是以一級政府的信譽作擔保的，也因此運動會的成績成為部分官員升遷任免的根據，金牌排行榜，亦稱“龍虎榜”在各級體育局隨處可見，成了評判政府體育工作高下，體育官員業績優劣的主要根據。前些年，每屆全運會後都要擼掉一批體育官員，更有甚者，某省在全運會上失利，為了平“民憤”，有關部門在飛機場上就向剛下飛機的體育代表團宣讀了免職名單，可謂雷厲風行。在這種高風險的壓力下，促發了許多不正常的現象，有人甚至不惜鋌而走險。流行在體育界的兩句名言就是這些現象的寫照，第一句是“體能類項目靠吃藥，技能類項目靠鈔票”，第二句是“查出來是興奮劑，查不出來是高科技”。假球假摔、冒名頂替、竄改年齡、賄賂裁判、分配金牌、違禁藥物等許多問題，因有“堅強後盾”支撐而屢禁不絕。同時，由於政府科層管理的特點，國家競技體育的終極目標被各級行政肢解，奧運戰略、全運戰略、省運戰略、市運戰略各行其是，難以統一起來。

為了規避政府對競技體育承擔的政治風險，一些國家採取的方法值得我們注意。第一，正確處理政府與體育社團、體育企業之間的管、辦關係，政府重在制定規則和監督規則的執行，要讓體育社團真正走上具體操辦競技體育的第一線，有些職業化的運動項目要允許企業化經營，要讓他們承擔起社會責任，分擔各種風險。政府則可以從輿論的風口浪尖上解脫出來，保留指導權、監督權、評估權、批評權和部分任免權。第二，改變競技體育經費下達方式，由事業經費改為社團資助經費，就競技實力和運動成績，對各級不同運動項目的體育社團做出評選分類，決定給予社團和運動員的資助數量，從此徹底改變政府作為競技體育投資者、受益者和風險承擔者的形象。第三，有的國家在政府中索性不設競技體育的專職管理部門，僅保留大眾體育、學校體育、體育産業的管理部門，將競技體育的管理權交由國家奧委會和單項運動協會。這就徹底規避了競技體育可能給政府造成的危機。這一點在我國目前還難以實現。

應該看到，與群眾體育不同，競技體育不完全、不一定是社會的公共産品，明確競技體育的這一社會性質對擺正政府在競技體育中的地位是有益的；同時，淡化對金牌的政治解釋，調整大眾傳媒對競技體育的價值取向，重建民眾的體育價值觀念，對緩解政府這方面壓力也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