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史學的魅力
□周文玖
史學是真、善、美的統一，這是它的魅力所在。
第一，史學是求真的學問。對於這一點，古今中外的歷史學是沒有異義的。中國史學的始祖孔子有許多無徵不信、闕以存疑的話。如“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司馬遷著《史記》，“整齊百家雜語”，對史料進行考辨，“擇其言尤雅者”而入史。近代史學家繼承古代史學的優秀傳統，同樣非常強調這一點，如李大釗説：“凡學都所以求真，而歷史為尤然”。何炳松説：“學術上最可貴的美德就是‘忠實’兩個字。章學誠所説的‘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就是這個意思。”古羅馬時期的希臘史學家波裏比阿對真實與史學的關係説的非常形象：“‘真實’之於歷史，猶如雙目之於人身，如果挖去某人的雙眼，這個人就終身殘廢了；同樣，如果從歷史中挖去了‘真實’，所剩下來的豈不是無稽之談？”要之，“真實”是史學的追求。撰寫信史，是中外史學家的共同信條。
人有探知歷史之天性和慾望。小孩子有時問自己的父母，自己是怎麼來到這個世界上的。老人們常常回憶自己的生活經歷，向家人講述自己的幸福和苦難，經驗和教訓，以及自己的家族史。一個有影響的撲朔迷離的事件即使過去了很多年，仍然有很多人想探討它的究竟。20世紀60年代美國有一部作品《根》，講的是一個黑人根據大量的口頭資料、檔案資料尋找祖先的真實故事，涉及黑人販運史、黑人奴隸生活史，在美國乃至世界産生了轟動。這個故事之所以影響這麼廣，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它與人追溯歷史的天性産生了共鳴。個人對歷史的需求是這樣，社會又何嘗不是如此？中國的史官制度起源很早，周代就出現了史官的各種名稱。之所以設立史官專門記述歷史，就是因為統治者治理國家需要歷史，社會得以維繫和運作離不開歷史。人對歷史的求知，想知道的是“真實的過去”。編造出來的歷史一旦被戳穿，它就黯然失色，沒有吸引力了。
史學的求真屬性，使它最能滿足人了解過去、認識過去的需求。反映三國時期歷史的書，影響最大的有兩種：一是陳壽的《三國志》（包括裴松之注），一是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前者是嚴整的歷史著作，後者則是根據歷史題材而創作的文學著作。要想知道三國時期的歷史真相，《三國志》無疑比《三國演義》的價值要大的多。《三國演義》之所以有吸引力，除了它的生動之外，還因為它畢竟是根據歷史資料寫出來的，部分地符合歷史實際，一定程度上能夠滿足普通人的歷史知識需求。而對於想知道真實的三國史的人來説，在《三國志》和《三國演義》之間，《三國志》顯然更具魅力。一個歷史事件，出現兩個不同的記載文本，姑且不管他們的文字優劣，如果其中一個被證明有虛構的成分，另一個則有充分的史料根據，對於想知道事件真相的人來説，哪一個更有魅力呢？這是不言自明的。
第二，史學是引領世人向善的學問。中國的史學傳統與孔子有很大關係。孔子本人撰寫《春秋》，意在維護周禮。所謂“孔子撰《春秋》，亂臣賊子懼”，就是説的他撰史的意圖；他稱讚晉太史董狐“書法不隱”，成為中國史學提倡直書、鞭笞“穢史”的濫觴，對以後中國傳統史學批評標準的形成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唐太宗在《修〈晉書〉詔》中盛讚史學的功用，説歷代史書，“莫不彰善癉惡，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懲兇，備百王之令典”。也就是説，史學著作不僅要記載歷史史實，還要體現出“史義”，發揮懲惡揚善的作用。
唐代史學評論家劉知幾反覆説：“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史之為務，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他認為“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是史學的一項重要職能。不僅如此，他還從理論上説明為什麼史書有這樣的作用。他説：“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在隙，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就是説，人不同於動物，人是愛名的，傳名于後世，是每一個人的心願，所以人看重史書的記載和評價。當然，“善”、“惡”的內涵在不同時代可能不盡相同，但其中卻有超越時代的思想內容，是任何時代都不能丟掉的。古代人讚揚的很多品德，今天我們仍要發揚光大。古代史書中的英雄人物及其事跡，今天仍有教育意義。“佞幸傳”、“酷吏傳”所寫的壞官吏，今天依然會受到人們的憎惡。
歷史是公正的，它主張正義和善良，一切惡言醜行，都要受到它的譴責；一切嘉言懿行，都會受到它的褒揚。至於那些懷有不端目的的所謂“歷史研究”，只是歷史學中的逆流，屬於“穢史”之類。這種“歷史研究”是不配享用“史學”的美名的。
第三，史學是求美的學問。也就是説，歷史著作的寫作也有美的追求。孔子説：“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司馬遷的《史記》，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中國的歷史編纂學十分發達，創造了眾多的史書體裁，如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綱目體、典志體、學案體、圖表等等。歷史學家可以根據記載的對象以及要達到的效果，選取不同的體裁。這些體裁均能體現撰著歷史的秩序之美。
在史學語言上，中國史學崇尚“簡潔”。劉知幾説：“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尚“簡”，並不是説越簡越好。歐陽修編撰《新唐書》，因尚簡而致文義改變或不通，同樣受到後人批評，顧炎武説“辭主乎達”，即歷史語言要明白、準確。劉知幾還提出“用晦”之道：“顯也者，煩詞縟説，理盡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白壽彝先生認為，顧炎武總結的“于序事中寓論斷”最能體現“用晦”的寫作特點，即作者並不將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直接表述出來，而是通過敘事的方式把觀點傳達給讀者。這是極其高明的寫作手法，司馬遷的《史記》中有很多這樣的例子。瞿林東先生説，歷史寫作的用晦之道，體現了歷史著作的“含蓄之美”。西方史學在歷史的美學表述方面也有很好的論述。西元二世紀，古希臘的文學評論家盧奇安寫了一篇《論撰史》，專門講歷史撰述。在歷史語言上，他有與中國史家相類似的認識，提出了歷史的“真實的美”、“秩序的美”等原則。可見，從表述形式上説，史學亦有它的獨特之美。
史學既是真的，又是善的，還是美的。它是真、善、美的統一。孔子撰寫《春秋》，提出事、文、義，初步涉及到三者關係。劉知幾提出的“才、學、識”史才三長，是從史家的角度談這三者的相互關係。宋代史家吳縝説的更加明白：“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
史學體現了真、善、美，而真、善、美又辯證地統一于史學中，這豈不正是史學所具有的獨特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