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到今年宏觀經濟的任務時著重提出，要堅持擴大內需的戰略方針，重點是擴大消費需求，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但從最新公佈的 一季度經濟統計數據來看，落實這一需求還需要更大的努力。

統計數據顯示 ，今年一季度 GDP 增速達到 10.2% ，該數值不但高於此前經濟學家預期的 9.6% ，也高於去年二季度最高時的 10.1% ，更比今年全年 8% 的預測高出 2.2 個百分點。具體來看， 外貿方面，一季度增幅保持在 25.8% ，比去年同期 23.1% 高出 2.7 個百分點， 順差達到 233 億美元，同比增幅逼近 30% ；固定資産投資方面，前兩個月增幅為 26.6% ，也比去年同期 24.5% 高出 2.1 個百分點，其中 新建項目增幅 47.1% ，比去年同期高出 2.5 個百分點；只有 被寄予厚望的消費不盡如人意，前兩個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扣除價格因素後，實際增長僅 11.7% ，同比還下降了 0.2 個百分點。

為什麼在 “三駕馬車”中，前兩者熱度依舊，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消費這個內需政策的著力點卻依然不振？原因有很多，從大的方面看，包括城鄉居民的收入水準較低，不同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較大，以及由改革造成的消費者對未來支出的不確定等，都會影響到居民消費水準的提高。但在這些因素中，有一個基本的原因不能不提。這就是在我國二元經濟條件和市場規律作用下，造成國民收入的分配中勞動力價值處於不利地位，剩餘價值佔有更大的份額。勞動力價值的這種不利地位現在已從農民工延伸到剛畢業的大學生身上。根據最近的報道，很多大學生的月薪期望值已下降到 1500 元，有些甚至還低於農民工的工資。這樣的分配格局，一方面會刺激投資更快增長，另一方面，也會導致消費在 GDP 中的份額下降。

除此之外，消費不只與居民有關，也涉及到政府和企業。這幾年，雖然居民消費率偏低，但消費量增速卻比較穩定，在整個消費總額中所佔比重也一直保持在 75% 以上。而相對於居民消費，國家財政收入年均增長率達到 15% 以上，超過了 GDP 的增長速度，政府手中集中了很多資源；企業尤其是國有壟斷企業的利潤增長也很高，其累積的未分配利潤佔到 GDP 的 20% 。這導致了它們較高的儲蓄率，從而影響到最終消費率的提高和消費的擴大。

可以説，儘管近年來居民消費總量保持了較高的增幅，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在逐步增強，但消費率偏低、消費增長相對緩慢仍然是經濟運作中主要的結構性矛盾，消費需求不足已經成為制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瓶頸”。這就決定了在擴大內需的構成中，擴大消費尤其重要。原因在於，不論是 單純依靠投資還是單純依靠出口，或者依賴這兩者，都不能使中國經濟得到健康和可持續發展。一方面，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極易導致投資膨脹和消耗大量資源；另一方面，依靠出口又致使貿易摩擦日益增多，增大經濟增長的脆弱性，同時國外消費者享受了我們低廉的人工成本和大量的不可再生資源，導致國民福利流失。惟有擴大消費需求，方可成為拉動經濟的真正和持久動力。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統計，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世界平均消費率水準為 78% ～ 79% ，同期中國最終消費率平均為 58.8% ，低於世界水準將近 20 個百分點。而且中國最終消費佔 GDP 的比重也大於資本形成、凈出口的比重。可見中國擴大消費的潛力巨大。

但擴大消費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政府的産業政策、就業政策、收入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目前來看，單一的政策效果可能有限，必須實施多種政策組合，把著力點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加快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提高居民的消費信心。其二，切實增加居民尤其是農民的收入，這是保障消費需求不斷增長的現實基礎。擴大消費首先是擴大農民的消費，而增加農民收入又是擴大農民消費的前提條件。除了提高農民的農業收入外，還須轉移更多的農民，增加他們的非農收入。其三，加快推進消費信貸，適當增加消費信貸的貸款消費對象。其四，改善和增加政府對公共産品和服務的供應，緩解當前公共産品供應不足的社會矛盾，特別要 構建農村的公共服務體系。 這其實就是政府在進行提供公共産品和服務的消費。如前所述，雖然剩餘價值是積累的唯一來源，但並不意味著剩餘價值只能用於積累，也可以用於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公共事業等各種形式的社會消費。而對於企業來説，也應該將更多的未分配利潤用於轉移到居民或者政府的支出，而不是將其統統都用於投資。此外，針對不同的收入群體開發不同的消費熱點，使他們能夠更多地消費自己階層所熱衷的産品和服務。

總之，像中國這樣一個正在成長的經濟大國，應當依靠內需和消費水準的提高，讓公眾充分享受經濟增長的成果，才能有效保證國民經濟平穩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