狹隘民族主義

日本對華政策的第一個意識形態影響因素是其日漸抬頭的狹隘民族主義。這一意識形態的主要內容就是極力宣揚大和民族的優越性，蔑視甚或仇視亞洲其他民族；片面強調日本利益至上，罔顧鄰國民族感情，回避、歪曲、美化侵略歷史，逃避戰爭罪責，而且顛倒是非地謬言鄰國推行反日教育。

狹隘民族主義表現之一是種族歧視和極端排外情緒。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高級獨立調查員杜杜·迪埃內指出，百年來，阿伊努族和日本部落民族“在就業、婚姻等方面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這種狀況現在也沒有任何改變。”他在深入調查後認為，日本的種族歧視“根深蒂固”，而令他“震驚和不安”的是，日本政府缺乏實際行動，未能遏制住國內的排外情緒。他還以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為例，批評了多名日本官員加劇和激發國內仇視外族和少數族裔的情緒。

表現之二就是否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思潮逐漸抬頭，並在社會上有了一定的市場。1990年代以來，在一些政要和極右勢力的眼中，遠東軍事法庭審判是阻礙日本實現政治大國和“正常化國家”抱負的“枷鎖”，因此變本加厲地攻擊和否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將否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思潮發展到政治、思想、學術、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日本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觀點決定了其戰後狹隘民族主義的史觀主流，以及保守右傾化的政治走向”。右翼勢力編纂的美化侵略歷史的新版教科書，也突出表現了其狹隘的民族主義、民族保守主義、天皇主義。

神道國家意識

影響日本對華政策的第二個意識形態因素是其所謂的“神道國家意識”。

日本以神道教為國家宗教的，神道教嚴格説不是一種宗教，而是一種國家支配的意識形態。神道國家意識是伴隨著日本國家定位與文化轉型而逐步確立起來的。正如有學者分析的那樣，“日俄戰爭的勝利，激發了日本文化的超越意識，他們認為，‘唐化’不行，‘歐化’也不行，在從勝利走向勝利的軍國主義大旗下，日本文化‘神道化’了，形成了一種‘神道天下觀’的文化。”

2005年4月5日日本文部省審定的新教科書，以相當多的篇幅描述日本的神話，將神武天皇作為實在的天皇，宣揚日本“神”的背景和日本人的“優秀品質”，同時蔑視與貶低亞洲其他國家，宣揚近代以來只有日本認識並戰勝了歐美的威脅。《新歷史教科書》還讚美二戰後已經被廢除、失效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原封不動地登載《教育敕語》。

西方式自由民主理論

影響日本對華政策的第三個意識形態因素就是其所謂的西方式自由民主理論。在國內經濟持續低迷、歷史問題長期困擾的背景下，日本政界開始步當年美國的後塵，祭起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大旗，企圖以民主牌、人權牌來對抗並打壓日漸崛起的中國。

意識形態的作用與影響

極端民族主義和神道國家意識作為揮之不去的意識形態因素，深刻影響著日本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對華政策，日本政要頑固堅持參拜靖國神社就是一個集中體現。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的頻率、規格和規模均呈持續膨脹之勢——須知這是在包括中、韓等鄰國反對聲日漸高漲的情況下發生的。許多政要包括現任首相小泉在內，都經常拿宗教與文化上的理由來為參拜靖國神社、為自己的侵略行為辯護，説什麼參拜是一種“個人信仰”，是一種“宗教儀式”，是表達對先烈的一種敬仰，千方百計使其參拜行為合法化。

在前述三種意識形態因素中，民族主義是日本近代以來一以貫之的訴求和主題，只是後來由於神道意識、脫亞入歐等的誤導逐漸步入狹隘民族主義的死衚同；歪曲史觀是由於二戰以後清算不力而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沉渣泛起；至於西式自由民主理論，日本本來就是用來打牌的。

三種意識形態共同作用的結果就是，日本右翼勢力日趨膨脹，反華厭華情緒不斷滋長蔓延。據日本學者統計，日本右翼組織1997年在國內舉行了73次活動，1998年為174次，1999年達249次，日本右翼勢力活動日趨頻繁。右翼勢力的猖獗導致日本政壇逐步“右轉”，而日本政壇的總體“右轉”，直接導致對華政策日趨右翼化、保守化、強硬化。

三種意識形態的共同作用不僅造成日本對華政策決策層的“右轉”，也導致兩國民間互信度的下降；而日本民間厭華、反華情緒的蔓延，對於中國民間反日民族主義情緒的上升也有著促升作用。而所有這些必定進一步擠壓日本政府對華政策制定的迴旋空間，無疑進一步促進日本對華政策的右翼化、保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