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産黨是在“以俄為師”的歷史選擇中孕育，在共産國際的幫助下誕生的。1919年3月成立初期的共産國際，在列寧的領導下，是很注意每個國家不同於其他國家的具體特點的，這為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建黨前後探索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具體途徑提供了良好客觀條件。

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之初就一再告誡青年，以務實的態度探求真理。他指出：“物之不切于實用者，雖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糞土？若事之無利於個人或社會現實生活者，皆虛文也，誑人之事也”。他提倡：“崇實際而薄虛玄”。“以科學説明真理”，“步步皆踏實地”。他認為，必須了解國內外的情況，“不能漠視外情”，“閉門造車，出門未必合轍”。他號召青年以“自主的”、“進步的”、“進取的”、“世界的”、“實利的”、“科學的”六大精神，去探索真理，改造中國，陳獨秀是本著這種精神去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他提出：“相信一種主義，不應該空空洞洞的盲從，必定要知道他的精髓所在”，而不應把“主義”作為“裝飾品”。他認為：“一種學説有沒有輸入我們社會底價值，應該看我們的社會有沒有用他來救濟弊害的需要”，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被中國先進分子所接受，就是因為它能夠解決中國“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這是陳獨秀信仰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因而決定了他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初，就非常強調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中國革命的實際。他指出：“馬克思的學説和行為有兩大精神”，這就是“實際研究的精神”。他認為，應當“以馬克思主義實際研究的精神研究社會上各種情形，最重要的是現社會政治及經濟狀況，不是單單研究馬克思的學理”；應當“發揮馬克思實際活動的精神，把馬克思學説當作革命的原動力”，“實際去活動，幹社會的革命”。基於這樣的思想認識，1922年6月，陳獨秀寫了《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 一文，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了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狀況之後，闡明瞭中國革命要分“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步走的思想。他認為，中國現在“至急切要的工作”乃是“第一階段民主主義的爭鬥”，即：“對內完全傾覆封建軍閥得著和平與自由，對外促成中國真正的獨立。這種和平、自由與獨立，不但能給中國資産階級以充分發展的機會，而且在産業不發達的國家，也只有這種和平、自由與獨立，是解放無産階級使他們由幼稚而強壯的唯一道路”，這一正確主張，無疑是馬克思主義運用於中國革命實際之後的正確分析，並且對中共二大提出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民主革命綱領産生了深刻影響。可惜，在實踐中，陳獨秀並沒有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原則切實地貫徹到底，這正是他後來犯錯誤的重要原因。

從中國“實境”出發來進行社會改造，馬克思主義理論應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這一原則在大部分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中基本達成了理論上的共識。

惲代英在給劉仁靜的信中説：“你説大規模發展實業，要盼望社會革命；又説中國的革命，定然比俄國好；KauStky[考茨基]所説階級的妥協；非中國所做得到。所以我們的任務，在尋求一個適合的國情，而又合於共産主義的方針來。無論如何我信這總是有價值的意見”。所以“解決中國的問題，自然要根據中國的情形，以決定中國的辦法”。

施存統認為：“馬克思主義全部理論，都是拿産業發達的國家底材料做根據的，所以他有些話，不能適用於産業幼稚的國家。但我以為我們研究一種主義，決不應當‘囫輪吞棗’、‘食古不化’，應當把那種科學底精髓取出”。他説“我們狠知道：如果在中國實行馬克思主義，在表面上或者要有與馬克思所説的話衝突的地方；但這並不要緊，因為馬克思主義底本身，並不是一個死板板的模型。所以，我認為我們只要遵守馬克思主義底根本原則就是了，至於枝葉政策，是不必拘泥的。”“總之，馬克思底共産主義，一定可以在中國實行的，不過如何才能實行，卻全靠我們的努力了”。

李達指出：“中國何時能夠發生社會革命？中國社會革命究竟採用何種範疇的社會主義，大概也是要按照國情國民性決定的。未到實行的時候，我們也不能預先見到，所以不敢説中國應實行多數主義（即布爾什維主義——筆者注）；卻不敢説中國一定適宜多數主義”。其後，他又撰文指出：中國共産黨“組織無産階級，企圖社會革命”，是有著“理論上事實上的根據”的。但是，無産階級究竟怎樣來進行政治運動，“這一點，馬克思在《共産黨宣言》中並未為中國共産黨籌劃”，那是要“按照目前中國國情”來決定的。

彭蔭柏在1921年1月新民學會會議上發言時説：“中國國情，如社會組織，工業狀況，人民性質，皆與俄國相近，故俄之過激主義可以行于中國。亦不必抄襲過激主義，惟須同類的精神，即使用革命的社會主義也”。

周恩來在1922年3月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們當信共産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産階級專政兩大原則，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宜！”。

蔡和森則比較更明確地指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是世界各國共産黨一致的，但當應用於各國去，應用到實際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爭鬥中把列寧主義形成自己的理論的武器，即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精神來定出適合客觀情形的策略和組織才行”。

瞿秋白則從另一個角度去審視這個問題。他指出：“列寧的理論，正是根據于馬克思主義，再從這種實際工作中的經驗裏鍛鍊出來的，——所以對於帝國主義時代，世界革命已經可以實際開始時的具體策略問題，如無産階級獨裁製與農民階級，無産階級社會革命與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之關係等問題，便有格外詳盡的研究，發見許多新的原則。因此，可以説，馬克思主義是無産階級革命的理論，然而是無産階級革命前的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社會革命思想之大綱；列寧主義呢，便是無産階級革命時的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執行無産階級革命的實踐的原理”。毫無疑問，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與俄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産物，或者説是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化。由此出發，瞿秋白堅決地表示：“應用馬克思主義于中國國情的工作，斷不可一日或緩”。

對於中國早期共産黨人來説，馬克思主義不是抽象的學理，而是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儘管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寫出過堪與普列漢諾夫的《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和列寧的《怎麼辦》相提並論的理論著作，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甚至還有若干不確切的地方，但是，可貴之處在於，他們從來就是把這個理論作為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革命的科學，而不是作為凝固的、僵死的、萬古不變的宗教教條來看待的。他們特別強調，運用馬克思主義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以達到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初意識，它是一種理論與行動自覺的結果，有了這樣的自覺便可以使他們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做出貢獻。

1922年1月，《先驅》的發刊詞指出，必須把“努力研究中國的客觀的實際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實際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當作“第一任務”。而同月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産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提出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革命運動的第一階段是民族民主運動”的主張，以及列寧在接見中國代表時提出的中國共産黨和中國國民黨合作的設想，則直接推進了中國共産黨對中國革命的認識。1922年4月1日，《先驅》發表的《關於中國少年運動的綱要》一文，第一次明確提出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思想。1922年5月召開的勞動大會、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的文件中，都體現了這樣的思想。同年7月召開的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根據列寧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化、共産國際關於民族民主運動的主張，以及黨成立後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探索，在分析、闡明中國社會性質，中國革命性質、動力和對象的基礎上，制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提出了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主張，通過了《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在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早在上個世紀就已經開始進行的中國民主革命長時間裏沒有明確地弄清革命的對象和動力，沒有正面提出過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主張，中國共産黨成立剛剛一年，就把這個問題基本解決了。這是中國早期共産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孕育出的第一個實際成果， 並由此拉開了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的序幕。正如毛澤東所言：“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無疑，此間列寧及其領導的共産國際的正確主張之影響力是巨大的，但無論如何它只是外部條件，這些正確主張要對中國革命實際進程奏效，還必須通過中國共産黨人的主觀努力，外因必須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另外，中國共産黨人並非完全被動而缺乏任何主動性與創造性去接受列寧及其領導的共産國際的正確主張的，如果我們從李大釗、毛澤東等人的理論和實踐活動中客觀地分析，就不難發現他們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過程中所表現出的歷史主動性與創造性，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共産黨剛剛成立一年就取得如此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誠然，由於異常激烈而迅猛發展的中國革命現實鬥爭的需要和其他歷史條件所限，不容許中國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長時間靜坐書齋，從容而系統地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從而使中國共産黨在思想上的準備和理論上的修養都很不夠 ，處於“比較幼稚”的“階段”。由於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特殊環境，使中國馬克思主義啟蒙運動長期處在國際教條主義的影響之下，從“俄國化”走向“中國化”，也經歷了異常艱巨的鬥爭。但問題的關鍵是，歷史已經把解答中國歷史之謎的鑰匙交給了中國共産黨人，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指導中國人重新思考中國的問題，認清中國社會“必然”發展方向，從而使中國人有了獲得“自由”的可能。正如毛澤東後來指出的：“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歷史的辯證法是我們科學認識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靈魂。一旦中國共産黨人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認識了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性，那麼，推翻必然性桎梏就決定於他們，把必然性變為理性的順從的奴僕亦決定於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