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歷史人物評價

清朝史學批評家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有《文德》篇，論述評價歷史人物及前人的史學著作應注意的問題，頗有樸素歷史主義思想，值得我們借鑒。他説，過去陳壽寫《三國志》，以曹魏為正統；東晉的習鑿齒寫《漢晉春秋》糾正之，改為以蜀為正統，定魏為篡逆。北宋的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沿襲陳壽的做法；到南宋時，朱熹作《資治通鑒綱目》，又予以糾正。對此，歷史上的許多人批評陳壽和司馬光，甚至“肆口而罵詈”。章學誠對那些責罵之人進行了批評，為陳壽、司馬光作了辯解，説：“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茍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于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天統也。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 ，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這是説，陳壽、司馬遷以曹魏為正統，是歷史環境造成的。因為如果不這樣做，他們所生活的西晉皇朝和北宋皇朝就都失去了合法的地位。另一方面，習鑿齒、朱熹均為南渡之人，為了與中原爭正統，他們也不得不把蜀置於正統之位。基於此，章氏提出了評價前人的原則性意見：“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遽論其文也”。要而言之，評價古人，要做到“知人論世”。

章氏提出的要“知人論世”地評價歷史人物，與西方史學家所主張的“同情的想像”（sympathetic imagination）是相通的。20世紀60年代，英國著名史學家卡爾在《歷史是什麼？》的講座中，説道：“歷史學家對他所處理的人物的見解，對他們行動後面的思想，應該有一種富於想像力的理解（imaginative understanding）……過去十年在説英語的國家裏所寫的有關蘇聯的材料，以及在蘇聯寫的有關英語國家的材料，都由於對對方心裏想的缺乏一種最起碼的富於想像的理解能力而受到損害，因而對方的言語和行動總是被弄成有惡意、沒有道理或者虛偽的樣子。歷史學家如果不能跟他所寫的人物的思想活動有某種接觸，是寫不成歷史的。”可見，中西史學家在歷史人物的評價方面，有大致相近的認識。

中國史學重視史學的勸戒功能。劉知幾説：“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把“彰善貶惡”作為歷史學的第一要務。通過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彰善懲惡，實現史學的勸戒作用，是中國史學的一個重要傳統。這一傳統可以説是孔子奠定的。孔子撰《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讚一辭”。孟子説：“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以後，歷代史家撰寫歷史，都重視對歷史人物評價。紀傳體史書，人物傳記佔據很大部分，而且大多有對歷史人物的論讚。劉知幾《史通》中有《論讚》篇，就説到了論讚的各種形式。如《史記》中有“太史公曰”，《漢書》中有“讚”，《東觀漢記》中有“序”，《三國志》中有“評”。即使編年體史書也有作者的論讚，如《左傳》中有“君子曰”，等等。

評價歷史人物與史學家之史識有密切的關係。如司馬遷的人物評論就比較深刻，他對秦始皇、項羽、劉邦的評價，都能從歷史大勢中，把握他們的個性，論述他們的功績和局限，可謂入木三分，耐人尋味，給人以深刻啟迪。班固的史論與之相比就遜色許多，他固執于封建正統思想，以封建教條來品評歷史人物，很多地方還充滿神秘色彩，喪失了人物評價的活力。但是，我國古代史學，無論高舉懲惡揚善的旗幟，還是力倡直書實錄的主張，基本沒有衝破“名教”的規範。名教是歷史人物評價的根本標準。明朝的李贄倒是一個有叛逆性格的史學家，對千百年來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的標準表示了懷疑，説“鹹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可是李贄後來遭到了殘酷的迫害，並被正統儒者罵為“名教之罪人”。所以，在傳統史學中，農民起義總是被誣為“匪”、“盜”、“犯上作亂”，農民起義領袖被説成天生的“壞人”、“妖人”。

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將中國歷史帶入一個嶄新的時代。馬克思主義史學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對推動歷史向前發展的力量進行了重新論斷。毛澤東説：“在中國封建社會裏，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這是一個嶄新的歷史觀，被歷代史書污衊的農民起義在歷史唯物主義看來，是推動中國歷史向前發展的巨大動力。這就把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貌。從此，關於歷史人物評價問題的研究，開啟了新的一頁。

新中國成立後的17年間，關於歷史人物評價的討論曾出現過兩次高潮。一次是在50年代初，一次是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這兩次高潮既與史學界廣泛開展馬克思主義學習有關，又與當時的政治批判或學術熱點密切相連。50年代初進行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涉及如何評價武訓問題，進而展開了關於歷史人物評價理論的討論。第二次高潮則是由“替曹操翻案”引起的。兩次討論，對歷史人物評價的標準、歷史人物評價的方法論以及與此相關的問題進行了爭鳴，深化了對該問題的研究。但在“左”的思想影響下，也出現一些片面化、簡單化的傾向。如有的文章對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領袖過分拔高、美化，把他們的某些落後思想曲解為進步思想、革命思想，甚至有意掩飾他們的弱點或錯誤；對剝削階級代表人物採取了全盤否定、一概罵倒的作法；在研究中國現代史時，把中國革命的勝利過多地歸功於領袖，顛倒了群眾、階級、政黨和個人之間的關係。

歷史人物評價，是一個重要的史學理論問題，中外史學都很重視。中外史學關於這個問題的理論遺産、現代史學界多年的探討以及中國共産黨關於重要歷史人物評價的實踐，使歷史人物評價理論不斷成熟和豐富起來。限于篇幅，本文特別強調以下值得注意的幾點：

首先，關於歷史人物評價的標準，要堅持生産力標準。因為就像列寧説的，生産力的發展是“社會進步的最高標準”。也就是説，要評價一個人的功過，要看這個人是促進了社會的發展還是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如此説雖稍嫌籠統，但在原則上必須堅持。舊史家評價歷史人物，偏重道德評價，過分看重個人的性格、品質，這雖不無幾分道理，但從根本上説，是不科學的。因為很多問題用個人品質是解釋不了的。

第二，注意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包括具體分析歷史人物所處的社會環境，這就是如章學誠説的“知人論世”；具體分析歷史人物的功與過。功就是功，過就是過，不能因功掩過或因過掩功；政治家要著眼于政治上的評價，學問家主要考察他的學術業績。不同的人物宜以他們的主要活動區別對待，不能用一個標準一刀切。

第三，注意處理幾種關係：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的關係，一定時期與其一生的關係，當世影響與後世影響的關係，局部與全局的關係。

最後，歷史人物評價者本人要心平氣和，“臨文必敬”、“論古必恕”。這也是章學誠在《文德》篇説的話：“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為古人設身而處地也。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評價者的平和心態，對公正地評價歷史人物，也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