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國家發改委發佈的一項研究報告稱，我國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已達到合理值的上限，在0.4左右；而且這還是在各種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難以準確估計的情況下做出的，如果把後者也算上，則計算出的實際基尼系數肯定要更大一些。基尼系數越大，説明一部分人（如最高收入的1/5人口）佔總收入的比例越大，相對來説，另外一部分人（如最低收入的1/5人口）收入佔總收入的比例越小。數據顯示，城市居民最低收入1/5人口只擁有全部收入的2.75%，最高收入1/5人口擁有收入的59.78%。

我們要正確看待目前國記憶體在的收入不平等現象。首先，從世界範圍看，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的縮小，以及縮小到合理的程度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以英國為例，1880年，每人平均收入不到2000美元（1970年價格），收入最高的1/5人口占全部收入的60%，一個世紀以後，每人平均收入超過了7000美元，收入最高的1/5人口占全部收入的比例不到40%。這一趨勢在大多數國家出現過，即每人平均收入的增長伴隨著收入不平等的下降。

其次，收入差距的減少也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表現。以七國集團為例，這些國家收入不平等減少的趨勢在1970年代後期有所改變。還是英國，1977年以後，收入不平等現象日趨嚴重；相比而言，德國、美國、日本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僅有輕微的加重；而法國、加拿大、義大利三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或無甚變化或有所下降。可以説，收入不平等現象在經濟發展的什麼階段出現或減退並沒有一個普世法則，這也可以從“庫茲涅茨假説”所面臨的挑戰看出。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庫茲涅茨在1955年一篇經典論文中指出：“在從前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極為快速轉變的經濟增長早期，不平等擴大；一個時期變得穩定；後期不平等縮小”。這就是著名的“庫茲涅茨假説”（Kuznets hypothesis）。庫茲涅茨假説是否成立看起來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只要看看各國的長期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變化情況就可以驗證該假説是否存在。如果各個國家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開始是擴大的，而後開始縮小，那麼就可以説，庫茲涅茨曲線是存在的，否則就不存在。但實際上，由於統計的方法問題、計量的技術問題等，使得驗證庫茲涅茨假説變得十分複雜。在西方經濟學界圍繞庫茲涅茨假説是否存在問題長期爭論不休。

針對我國的情況，學術界也是意見不一。有學者認為我國目前的收入分配現狀符合庫茲涅茨曲線，認為不平等狀況是伴隨我國工業化進程出現的必然現象，暗示這種不平等會隨著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的增加會有較好的改善。另有學者則不同意這種觀點。世界銀行的馬丁·拉瓦林對我國1980年代中期到2001年的數據進行了檢驗，結果是，當採用相對基尼指標時，隨著經濟的增長，收入不平等狀況有下降的趨勢；當採用絕對基尼指標時，伴隨著經濟增長出現了收入不平等狀況惡化的趨勢。從互相否定的大量的實證研究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收入不平等狀況與經濟增長的關係並不明確，也就是説，我們無法判定收入不平等現象出現後會在經濟增長的哪一個階段會有所緩解和改善，或許還會出現每人平均收入增長的同時收入差距拉大的狀況。

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也是經濟理論和實證研究所表明的，收入不平等狀況的加劇會危及經濟的長期增長。斯密在其《國富論》中就指出，當社會的一大部分成員生活于貧困和悲慘之中時，這個社會肯定不會繁榮和幸福。

中國政府反貧困努力的效果十分顯著，在改革開放後的二十多年，生活標準在每人每天一美元以下的人口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遞減。我國從改革開放以後收入不平等狀況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81年到1984年，屬於收入平等階段；1985—1989年是收入不平等現象出現；1990年到現在，收入不平等狀況日趨嚴重（1995—1998年收入不平等狀況有所下降）。最近幾年，我國居民收入不平等現象已成為輿論焦點，不平等問題的嚴重性甚至已引起了人們對改革開放中一些主導性政策的質疑。

如何有效緩解收入不平等帶給經濟社會的衝擊，我們認為，當務之急是降低貧困。筆者非常同意林毅夫教授的一個觀點，即我國當前貧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於富人太富，而在於窮人太窮。假設存在兩個社會，每個社會由一個富人和一個窮人組成。一個社會是窮人年收入100元，富人年收入1000元；另一個社會是窮人年收入1000元，富人年收入10000元。從貧富的相對差距來講，這兩個社會是一樣的，即窮人和富人的收入比是1/10；但從貧富絕對差距來講，後一個社會要比前一個社會差距大，一個是900元，一個是9000元。總體來説，後一個社會的收入不平等問題更嚴重。如果選擇的話，相信大多數人會選擇生活在後一個社會，至少後者窮人的收入也相當於前者富人的收入。我們的意思是説，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從數據上可以作出我們的收入不平等狀況遠不及它們的嚴重，但是我們的收入不平等是低水準（如每人平均收入很低）的收入不平等。當務之急不是要採取各種非市場的手段去“殺富濟貧”，而是要將精力放在如何增加窮人的收入上，不能因收入不平等這一經濟社會中的次要矛盾影響我們對所面臨主要矛盾的總體判斷，更不能影響基於主要矛盾所做出的正確的政治、經濟決策。

目前，在我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過程中，我們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需要農村繁榮、農業穩固、農民富裕以支援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時候，“三農”問題日益突出，處於貧困中的社會成員仍有相當的比例，而大部分貧困者生活于農村。這一突出矛盾已嚴重地阻礙了我國現代化的進程。此時此刻，中央作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決定。我國歷史經驗一再表明，農業豐則基礎強，農民富則國家盛，農村穩則社會安。拉瓦林等人的研究也表明，中國經濟增長的格局對於減少貧困十分重要。儘管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能幫助減少貧困，但貧困人口的大幅減少還要依靠農業自身的發展。在減少貧困和降低不平等問題上，第一産業的增長所發揮的作用要大於二三産業，農村的經濟增長不僅僅減少農村貧困人口，而且也非常有助於減少城市貧困人口，並有助於縮減城鄉差距。研究表明，從1981年開始，如果各部門之間的經濟增長能夠保持相對均衡，那麼將貧困率降至8%的水準將僅用十年時間而不是實際的二十年。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一項偉大的決定，關鍵要持之以恒，要靠一代、兩代甚至幾代人的努力來實現這一偉大構想。一旦中國的“三農”問題有了一個較為樂觀的解決途徑，相信目前出現的有可能影響今後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的收入不平等狀況會有一個良好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