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經寫過一篇“學會算暗賬”的文章(學習時報,2005年4月11日),受到一些讀者好評。今天來談談“學會算總賬”。
余世存先生的《非常道》一書記載了這樣一件有意思的事:抗戰期間,國民黨重慶當局“行政院”的蔣廷黻(歷史學家,留美博士)提議採取日光節約時間(也就是我們曾經在1986年推出,1991年又取消了的夏令時)。“行政院”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孔祥熙同意在夏季將辦公時間提前,但是不同意隨便將鐘錶撥快。二人爭論不下。後來,美國人提出了相同的建議,遂被採納。
從這段故事可以看出,國民黨當局十分崇洋媚外,所以,美國人一説話就無人反對。另外可以看出,蔣廷黻和孔祥熙之所以誰也不服誰,部分原因在於:誰也未能把採用日光節約時間的效益或成本(代價)算清楚,也就是總賬沒有算清。我想起,在我們1986年剛開始推行夏令時的時候,一位老人鄙夷地説:“有本事撥太陽去,撥什麼鐘啊!”確實,這位老人的直覺告訴他,夏令時是得不償失的。提倡夏令時者的理由是,將上班時間儘量安排在有日光的時間裏,可以節約工作場所的照明用電。可是大家想想,第一,提前上班了,上班族就要起得更早,起床時天還沒大亮,家裏面就不要開燈嗎?上班之後,即使外面陽光燦爛,大家在辦公室或車間內就肯定不開燈嗎?第二,我們這麼大的國家,全國上下每一家、每個單位每年都要撥兩次鐘錶,所需總時間是令人生畏的。像我家就有5隻鐘,4隻手錶,假定撥一個鐘錶要15秒鐘(把鐘從墻上拿下來,撥好再挂回去,可不止15秒),我每年撥鐘錶就需時四分半。全國有那麼多家庭,那麼多企事業單位,我非常保守地粗粗估計了一下:一年兩次撥鐘錶,全國耗費的總時間至少為1000年!1000年的時間價值難道還抵不上夏令時所節約的費用嗎(假定真能節約下來的話)。第三,在每次剛調整的那一兩天,很多人還不習慣,難免耽誤事,遲到、誤機、誤船、誤火車,等等,造成的損失又不知凡幾!總之,夏令時所能帶來的經濟效益是不確定的,帶來的時間損失和其他損失則是確定無疑的。
上例説明,只要算算總賬,哪怕很粗,也能做出明智的判斷:夏令時不適合中國國情。幸好,我們取消了夏令時。美國至今仍採用夏令時,並不意味著夏令時就是值得仿傚的好方案。孔祥熙説得對,如果想利用日光,提前上班不就得了嘛。現在,在國內一些地區出現了電荒,於是又有人建議恢復夏令時。我們真的需要深長思之,謹慎從事。
在我們的公共管理當中,不算總賬或不會算總賬的情形也是不少的。例如,北京市政府規定,長安街沿線的企事業單位都有義務提供美化照明設施,為“亮麗工程”做貢獻。儘管市政府為有關單位提供了用於景觀照明的電費補貼,但是,首次採購燈具的費用和每年更換失效燈具的費用都是各單位承擔的,總費用相當可觀。同樣,市政府規定,各單位在過年過節時必須在單位門口及周邊地段放置鮮花,所需費用也是各單位承擔的。北京市政府在計算美化環境的成本時,將各單位分擔的成本加進去了嗎?加進去之後,那才是真實的總成本,那可是一筆天文數字!算完總賬後,自然就有助於有關部門反思一下,某些做法該不該延續,該不該調整。
我們需要學習很多東西,包括學會算總賬。這一點萬萬不可等閒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