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經寫過一篇“學會算暗賬”的文章（學習時報，2005年4月11日），受到一些讀者好評。今天來談談“學會算總賬”。

余世存先生的《非常道》一書記載了這樣一件有意思的事：抗戰期間，國民黨重慶當局“行政院”的蔣廷黻（歷史學家，留美博士）提議採取日光節約時間（也就是我們曾經在1986年推出，1991年又取消了的夏令時）。“行政院”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孔祥熙同意在夏季將辦公時間提前，但是不同意隨便將鐘錶撥快。二人爭論不下。後來，美國人提出了相同的建議，遂被採納。

從這段故事可以看出，國民黨當局十分崇洋媚外，所以，美國人一説話就無人反對。另外可以看出，蔣廷黻和孔祥熙之所以誰也不服誰，部分原因在於：誰也未能把採用日光節約時間的效益或成本（代價）算清楚，也就是總賬沒有算清。我想起，在我們1986年剛開始推行夏令時的時候，一位老人鄙夷地説：“有本事撥太陽去，撥什麼鐘啊！”確實，這位老人的直覺告訴他，夏令時是得不償失的。提倡夏令時者的理由是，將上班時間儘量安排在有日光的時間裏，可以節約工作場所的照明用電。可是大家想想，第一，提前上班了，上班族就要起得更早，起床時天還沒大亮，家裏面就不要開燈嗎？上班之後，即使外面陽光燦爛，大家在辦公室或車間內就肯定不開燈嗎？第二，我們這麼大的國家，全國上下每一家、每個單位每年都要撥兩次鐘錶，所需總時間是令人生畏的。像我家就有5隻鐘，4隻手錶，假定撥一個鐘錶要15秒鐘（把鐘從墻上拿下來，撥好再挂回去，可不止15秒），我每年撥鐘錶就需時四分半。全國有那麼多家庭，那麼多企事業單位，我非常保守地粗粗估計了一下：一年兩次撥鐘錶，全國耗費的總時間至少為1000年！1000年的時間價值難道還抵不上夏令時所節約的費用嗎（假定真能節約下來的話）。第三，在每次剛調整的那一兩天，很多人還不習慣，難免耽誤事，遲到、誤機、誤船、誤火車，等等，造成的損失又不知凡幾！總之，夏令時所能帶來的經濟效益是不確定的，帶來的時間損失和其他損失則是確定無疑的。

上例説明，只要算算總賬，哪怕很粗，也能做出明智的判斷：夏令時不適合中國國情。幸好，我們取消了夏令時。美國至今仍採用夏令時，並不意味著夏令時就是值得仿傚的好方案。孔祥熙説得對，如果想利用日光，提前上班不就得了嘛。現在，在國內一些地區出現了電荒，於是又有人建議恢復夏令時。我們真的需要深長思之，謹慎從事。

在我們的公共管理當中，不算總賬或不會算總賬的情形也是不少的。例如，北京市政府規定，長安街沿線的企事業單位都有義務提供美化照明設施，為“亮麗工程”做貢獻。儘管市政府為有關單位提供了用於景觀照明的電費補貼，但是，首次採購燈具的費用和每年更換失效燈具的費用都是各單位承擔的，總費用相當可觀。同樣，市政府規定，各單位在過年過節時必須在單位門口及周邊地段放置鮮花，所需費用也是各單位承擔的。北京市政府在計算美化環境的成本時，將各單位分擔的成本加進去了嗎？加進去之後，那才是真實的總成本，那可是一筆天文數字！算完總賬後，自然就有助於有關部門反思一下，某些做法該不該延續，該不該調整。

我們需要學習很多東西，包括學會算總賬。這一點萬萬不可等閒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