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出境遊，年年逐浪高。一位導遊在《解放日報》撰文：“富裕起來的中國人正感受到外國人的敬意。幾年前我前往埃及探察線路，當地人辨不清黃種人面孔，見到我總先問你是日本人嗎？面對否定，會接著問是南韓人還是新加坡人？如今不少埃及人會主動問‘CHINESE? ’揮手用漢語説‘你好’”。同樣簡單交接，今昔判然有別，問話顯示國力哩。
出國走過的都有一樣的感受——如今真是“天涯處處中國人”。每到一景點，看吧，準有我們黑頭髮黑眼珠黃皮膚的同胞，衣著鮮亮，精神飽滿，比哪一國的都多。塞納河上的觀光艇，據友人説，那上面都已開設漢語播音的遊覽介紹了，因為有時竟是半船的中國客。也是在巴黎，聖母院裏面黑黝黝的，辨不清人臉，但憑著鄉音，這是來自廣東，那是出自北京、江浙……我拿準有幾批祖國同胞此刻正一同參觀。
可是，自豪之餘，卻也有心酸的場合。
4年前，我所在的中國新聞代表團從法國赴比利時、荷蘭，駕車的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司機。他熱情而又寡言，謙恭不失矜持，一切無可挑剔。相處幾天， 方知此老曾經是南斯拉伕國家足球隊員，與米盧比鄰而居，退役後回斯洛維尼亞老家當過幹部。後來風雲突變，職位丟了，遂“五十歲學吹打”開起長途車，十天半月才回得一趟家。我們對白髮蒼蒼仍為生計四處奔忙的老同志始而無限同情，終而以一份全體簽名的《人民日報》紀念封贈別——此時此地還能説什麼呢？
列寧當年曾經説過，憑著《國際歌》的熟悉的曲調，可以在世界上到處找到我們的同志和朋友（大意）。曾幾何時，物換星移，歌是而人非，今天當中國人終於寬裕起來，有可能滿世界跑的時候，碰到的異邦同志竟是如此潦倒。
對比鮮明，反差強烈。易平先生在隨筆《尖埃落定後的嘆息》中言及——一位友人赴布拉格出席一項國際藝術活動，全程由旅行社雇傭的一位汽車司機駕車。司機是原先的捷共布拉格市委第一書記。東歐劇變時，一夜間政權瓦解，灰飛煙滅。黨的領導機關所有工作人員也從這一刻起全部加入了失業者的行列。為維持生計，這位前市委第一書記擺過地攤，後來則靠開車接待旅遊團組謀生。 也許，正是這多年的底層生活經歷，使他能更冷靜地反思劇變前後的一切。“那時，我們的黨已經官僚化了，老百姓不擁護。如今，這麼多年過去了，談起當年的捷共，群眾還是很有意見啊。”説著説著，前書記發出長長一聲嘆息。
能不憶往昔，能不嘆今天？實事求是地説，共産黨確實聚集著眾多社會精英。楊匡滿先生在紀實作品《西西伯利亞筆記》中記述原蘇共幹部尤拉如今在中國商人老馬麾下當打字員，他是何等敬業——“尤拉目不斜視地打著文件，兩個小時，連頭都不抬，連口水都不喝。我真覺得他不光是勞動模範，簡直是台機器了。只是當我給他送上一杯茶時，他才看你一秒鐘——也就一秒鐘，輕輕説一聲：謝謝。”他是多麼誠信——“尤拉工作起來不遲到不早退。你讓他乘計程車趕來，他肯定不幹，他有公交月票，他要為你節約。如果你要遠行，把公司託付給他，那你就放心雲遊世界去吧。”就是這位尤拉·米哈依洛維奇，四十歲時就任蘇聯阿爾泰邊疆區黨委的組織部長(蘇聯的區、川、相當於中國的省) 。可正當前途看好之際， 蘇聯解體了，尤拉早早地辦了退休手續，退休金3000盧布，合人民幣800元。
嘆息深處是反思。整體綱領是宏偉的，個體素質也是優秀的，怎麼許多長期執政的老黨、大黨到頭來還會“忽喇喇似大廈傾”呢？《桃花扇》臨末有句怨悔交加的唱詞：“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道是不信卻成真，事實是江山變色、輿圖換稿己一再發生。比起個人事業的挫跌，某些兄弟黨整體路徑的迷失，也許就更需要我們長嘆息繼以深思量。
據雲東德黨最後一任總書記埃貢·克倫茨也已下海做小生意，無從證實，只是他的那部回憶錄89年的秋天 (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是可靠的，其中有他囚禁在看守所時説的“蘇聯消亡的經驗教訓表明，一個沒有鞏固的物質基礎的理想社會必定導致走向危險的境地，並出現混亂的局面。”説到點子上了。從來沒有一個政黨靠美好的理想和名稱就成功的。這應了鄧小平在建國前的那句告誡，不給人民以實際利益，人民並不是註定要跟我們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不聚精會神發展生産力，長期物資艱窘、市場匱乏只會驅趕走我們的基本群眾。反其道而行之，我們今天就務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致力於市場化的改革發展，照顧好各階層民眾利益，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
教訓不止于經濟一端。豐衣足食，有時還不意味著一切。資中筠先生作過一個深刻的表述：在全世界的工人和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中，“蘇聯革命初期物質上的極端困苦並沒有影響其吸引力，但是自史達林執政以後接踵而來的種種清洗和鎮壓不斷使一批一批的嚮往者幻滅，而且使各國忠於蘇聯的共産黨人經常處於尷尬境地，在本國人民中孤立。”熱衷於“階級鬥爭”，搞得那麼緊張乃至血腥，當然不可能通向“鞏固社會主義制度”，而只能是敗壞社會主義形象，使世界上眾多本來對資本主義社會極為不滿的人轉向，而與改良的資本主義妥協。遺憾的是，即使爾後蘇共停止了“清洗”，漠視民主、罔顧法治、“一言堂”、“家天下”等弊病仍普遍見之於蘇東各國的政治生活。事實是，光有造福民眾的理念，卻缺少實現民權的體制安排，結果理念便會異化，蘇東風雲不啻以最富戲劇性的一幕作出了辛辣諷刺。反其道而行之，我們今天就務須十分關注人民的權利，堅定推行“依法治國”，講求“政治文明”，肅清腐敗現象，大力構建和諧社會，以恢復社會主義可親可近的固有面目。
遙念天涯淪落客。我在為改革開放再造我黨我國中興而慶倖的同時，感到的是一種歷史的深沉。“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見《阿房宮賦》)“哀之”為易，“鑒之”實難。最需要的，仍是“鑒之”，亦即吸取他人執政教訓，研究政黨執政規律，提高自身執政能力。惟此，我們方能永遠避免“使後人而復哀後人”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