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整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看，它的歷史起點與邏輯起點是合一的，即首先來自於李大釗所主張的從中國的“實境”出發，實行社會“根本解決”的思想中。
一
五四前夕，李大釗在《廢娼問題》一文中，初步提出了“根本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主張，他指出：“根本解決的辦法，還是非把這個社會現象背後逼著一部分婦女不去賣淫不能生活的社會組織根本改造不可”。稍後，在他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又進一步論證了根本解決社會問題的思想。他提出：“人類社會生産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的構造”。“現代經濟上、社會上發生了種種弊害，都是現在經濟組織不良的緣故，經濟組織一經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現象都跟著改造經濟改造”。所以，李大釗主張必須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這一正確主張受到了實驗主義者胡適的批評，李大釗則以《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作答。李大釗指出：“依據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面的構造。他的下面，有經濟的構造作他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他們都跟著變動。換一句話説，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十月革命正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實行根本解決的結果。在俄國“羅曼諾夫家族沒有顛覆，經濟組織沒有改造以前，一切問題，絲毫不能解決”就是最好的例證。但是，李大釗並不認為“根本解決”是可以不受國情條件的限制去任意使用的，他認為：“在有組織有生機的社會，一切機能都很敏銳，只要你有一個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機會，馬上可以用這工具做起工來”。而中國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他指出：中國以農業為本位的民族，因為常定住一處，家族繁衍，大家族制度特別發達；而“中國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國的農業經濟組織，就是中國二千年來社會的基礎構造。一切政治、法度、倫理、道德、學術、思想、風俗、習慣，都建築在大家族制度上作它的表層構造”，在中國這樣一個以農業經濟組織為基礎構造的“沒有組織沒有生機的社會，一切機能，都已閉止，任你有什麼工具，都沒有使用他作工的機會。這個時候，恐怕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李大釗的思想和主張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內容，也反映出他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的思想特徵。這是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20年的理想與追求屢受挫折、西方的各種主義在中國慘遭失敗之後的第一次深刻警醒。
二
李大釗的“根本解決”思想構成了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而提出來的改造中國社會的最初方案，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早的理論建樹。雖然他未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張，但他的思想與行為方式卻對後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産生了很大影響。李大釗作為中國第一位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並以之為中國社會改造指導理論的人，同中國後來産生的大量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有很大不同，其中之一就是時代只允許他主動地而非被動地接受馬克思主義。1919年，李大釗幫助《晨報》副刊開闢了“馬克思研究”專欄，在1919年5—6月間，該專欄先後發表了日本學者河上肇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馬克思的《雇傭勞動與資本》和考茨基的《馬氏資本論釋義》，李大釗本人撰寫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李大釗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自覺以其為認識工具去觀察國家的命運，重新考慮中國革命的問題，把馬克思主義運用於中國革命的實際，開創了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新局面。
李大釗“根本解決”思想的形成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當時他基本上觸到了中國革命必須把反帝與反封建的任務結合起來，即首先進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歷史主題。李大釗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真正原因“乃在資本主義的發展”，是資本家的政府“為自己國內資本家階級謀利益”。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完全是“資本家政府的戰爭”。李大釗痛斥“巴黎和會所議決的事，那一件有一絲一毫人道、正義、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著弱小民族的自由、權利，作幾大強盜國家的犧牲”。李大釗把國內的封建統治者和為爭權奪利混戰不休的封建軍閥看作是同西方列強沒有什麼差異的“強盜政府”。基於這種認識，李大釗認為中國的情況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不同，提出了在中國首先應該進行推翻封建軍閥勢力的民主革命的觀點。他認為中國目前“君主雖退，一派的軍閥一樣跋扈，我們DEMOCRACY的運動，應該愈加猛激”。李大釗的主張表明：中國人民進行反帝爭民族解放和獨立的民族戰爭，就必須同時進行反封建的民主鬥爭，而在進行反封建的民主鬥爭時，又必須進行反帝的民族鬥爭。這就為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鬥爭指明瞭正確方向。
三
李大釗“根本解決”的思想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理論基礎，這一特徵既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方式，也反映了中國革命的客觀要求和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自身的理論重心所在。五四運動前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十分突出地傳播起來，一方面是由時代特徵所決定，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處在國際爭端的焦點、國內矛盾激化的社會裏，社會歷史觀更容易被人接受，並運用它解決迫在眉睫的社會問題；另一方面，在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中或多或少地含有傾向於歷史唯物主義的因素，如李大釗對“庶民”的重視，使他能比較容易地從西歐的革命運動和俄國十月革命中看到群眾運動的威力和勞工的偉大，比較容易接受馬克思主義（許全興：《李大釗哲學思想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頁）。如果再往深處開掘 ，李大釗早年對“民彝”思想的闡釋中，已經包含了這樣的意識，也有他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成份的吸收，反映了他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來源（朱成甲：《李大釗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國》，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頁）。所以，從這樣的思想歷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有如此程度的重視是十分自然的。
另外，從政治思想的轉變上看，李大釗的“根本解決”思想是在他的資産階級民主主義的非“根本解決”理想破滅之後産生的。這一轉變具有雙重含義。
第一，李大釗曾熱烈追求用資産階級民主政治改造中國社會，這種民主政治如其所言，是“惟民主主義為其精神，代議制度為其形質之政治”。而民主政治的主體，則是“由中流社會之有恒産者，自進而造成新中心勢力，以為國本之所托”。但是，這種期望通過政治改良而使中國走入現代社會的理想在現實中陷入困境。他在1914年就感嘆“時至今日，術不能制，力亦弗能，謀遏洪濤，昌學而已”。而當1917年張勳再演復辟醜劇時，他更為自己的“理想王國”的破滅而惆悵，“一代聲華空醉夢，十年潦倒剩窮愁”。正如魯迅所説：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1918年5月，李大釗在一番深沉的觀察與思考後説：“中國人今日的現象，全是矛盾的現象，舉國人都在矛盾現象中討生活，當然覺得不安，當然覺得不快。既然不安不快，當然要打破此矛盾生活的階級，另外創造一種新生活，以寄頓吾人的身心，慰安吾人的靈性”。中國人民沒有別的選擇，只有採取更加堅決，更加徹底的革命辦法，中國近代社會的客觀現實迫使人們拋棄非“根本解決”的改良主義，而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解決”道路。就此而論，李大釗由政治改良到社會革命的思想轉變，就是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嬗變的縮影。
第二，李大釗的非“根本解決”的政治改良主義理想雖然破滅了，但並不意味著這種思想上的追求毫無意義。作為中國的而非歐美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他成為馬克思主義之前必須擺脫封建意識的束縛，接受現代文明的洗禮。不對人類思想文化，特別是資産階級的思想文化尤其是社會政治學説有相當素養的人，是根本不可能成為完整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以，我們對李大釗政治思想上的轉變，更應該從辯證的否定，即“揚棄”的意義上去理解，因為李大釗現代意識中的民主觀念、法制觀念、自由觀念加深了他對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不可協調的矛盾的認識，才使他更自覺、更主動地尋找實現中國社會轉型的根本途徑。
（文中引文除註明出處的，均出自《李大釗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