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國史學研究會會長葛榮晉

一、什麼是“實學”?

記者：葛教授，請您談談您是怎麼理解“實學”的？

葛榮晉：什麼是“實學”，這是首先應該回答的問題，也是最難而又必須回答的問題。

“實學”這一概念，在中國不同的歷史時期，其涵義是不一樣的。即使在同一個歷史時期，因學派相異，也往往對其有不同的詮釋。但是實學家在同“虛學”的辯論中，總是把自己的學説和思想稱之為“實學”，或者彼此以“實學相期許”。從北宋以降，許多學者都用“實學”這一概念説明和概括自己的思想和學説，這一概念並不是我們現在主觀杜撰的哲學範疇。

宋元明清時期的學者，對“實學”所賦予的內涵，大體上是從“實體達用之學”的意義上來使用的。

根據儒家的“內聖外王”的原則，宋明實學家認為必須由“實體”轉向“達用”，將“內聖”之實體轉化為“外王”之實用，才能成為真正的聖人。所謂“達用”，在實學家那裏，又有兩層涵義：一曰“經世之學”，即用於經國濟民的“經世實學”；二曰“實測之學”(亦叫“質測之學”或“格物遊藝之學”)，即用於探索自然奧秘的自然科學。

二、實學的主流

記者：這樣來看，實學是一個具有多層涵義的概念。其主流或者説核心是什麼呢？

葛榮晉：經世實學是中國實學的主流和核心。其他層次的意義都是圍繞這一核心而展開的，都是從不同的層面來説明經世實學的。經世實學的基本精神就是主張“經世致用”。

經世實學既表現為揭露與批判在田制、水利、漕運、賦稅、荒政、兵制、邊防、吏治、科舉諸方面的社會弊端，又表現為提出與實施各種旨在改革時弊的救世方案。同時，在學術上還包括明經致用論和史學經世論，把治經考史看作是經世的重要思想武器。

實體之學與道德實踐之學，是就中國經世實學的哲學思想基礎而言。它包括以“氣”為本的本體論，以“實踐”(力行、踐履)為基礎的認識論，以“實性”為基本內容的人性論，以“實功”為主要修養方法的道德論，以利欲為基礎的理欲統一説(包括義利統一説)等內容。實體實學是經世之學的理論基礎。實測實學，是就中國經世實學的科學內容和基礎而言。它既包括中國傳統的古典科學，也包括從歐洲輸入的西方近代科學；既包括天文、曆法、數學、音律，又包括地理、農業、水利、生物及各種技藝等多種學科。從事探索自然奧秘的各種科學研究，歸根到底，是為經世實學服務的，是經世致用的一種重要手段。

考據實學，是就中國實學的經學內容和依據而言。從明中葉開始，特別是清代乾嘉時期，隨著實學思潮的興起和發展，在經學領域，出現了與“宋學”相對立的“考據學”的復興，主張以專事訓詁名物的漢學代替以己意解經的宋學，以主實證的漢學代替憑空議論的宋學。這種實事求是的考據實學雖屬經學的不同派別，但它具有顯明的求實精神，並在治經考史的形式下往往流露出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以考據為手段來闡述它們的經世思想。它同經世實學也是密不可分的。

啟蒙實學，是指從明中葉開始至晚清時期，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和西學的大量輸入，出現的一股與地主階級改革派不同的具有近代啟蒙意義的意識形態，它既表現為在社會政治領域的另一種性質的經世之學，又表觀為在哲學與文藝領域的某些啟蒙思想的因素。

三、中國實學的現代轉換

記者：從現代的觀點看，可以將中國實學與現代溝通起來，努力尋找二者的銜接點，由傳統走向現代化之路。

葛榮晉：是的。中國實學的基本特點是“崇實黜虛”，處處突出一個“實”字。在本體論上講“實體”，反對“以無為本”、“以空為本”；在人性論上講實性、實心，反對“以心性為空”；在道德修養上，講“實修”、“實功”，反對“空悟”之論，講“實行”、“實踐”，反對言行脫節的浮誇之風；在人生價值上，堅持“實政”、“實用”，反對逃世，出世；在學風上，提倡“實言”、“實風”，切忌一切空言、套話、廢話、大話。中國實學發展史證明，凡是堅持實事求是的崇實精神，國家必強，社會必治；凡是違背實事求是的崇實精神，國家必弱，社會必亂。

一部中國實學發展史，實際上也就是一部“興利除弊”的改革史。每當中國歷史上出現“內憂外患”之時，也就必然會引發出實學思潮。而每一次實學思潮的出現，其歷史使命總是“興利除弊”，以達到挽救社會政治危機之目的。不管是地主階級的改革派還是新興市民階層，他們既從社會政治上揭露了當時的各種積弊，又從思想上批判了佛老與理學末流的空疏之風和各種禁錮人性的陳規陋習。同時他們在田制、農技、水利、賦稅、漕運、荒政、邊務、兵制、吏治、科舉諸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甚至有的實學家還親自發動與領導了社會政治改革運動(如北宋王安石、明代張居正等人)，從而推動了社會的發展。中國歷史上以“興利除弊”為主要內容的實學思潮，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只要我們對它善於進行轉換，繼續弘揚實學精神，對於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必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