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日本加快了“要在世界爭交椅”的舉措——希望“日本具有政治影響力並且擁有與其名列世界第二的經濟體和世界事務的重要促進者的身份相稱的軍事力量”（尤金·馬修斯：《日本新民族主義》，美國《外交》2003年11－12月號）。

第一，日本自衛隊已發展成為一支地區性軍事強國的軍隊。日本自衛隊成立於1954年，它的前身是朝鮮戰爭爆發時建立的準軍事警察部隊(7.5萬人)。截止2002年，日軍編制兵力28.3萬人，其中軍人25.9萬人，文職為2.4萬人。陸上自衛隊14.8萬人，擁有13個師、1130輛坦克；海上自衛隊4.4萬人，擁有作戰艦艇154艘（其中驅護艦57艘、潛艇15艘），航空自衛隊4.5萬人，擁有作戰飛機400架。另有預備役軍人5.3萬人，防衛廳機關和直屬機構編制7000余人。其中，陸上自衛隊的總兵力超過英國；坦克數量超過英、法，與義大利大體持平。海上自衛隊主要作戰艦艇已超過所有中等軍事國家，僅次於美俄兩個軍事大國，位居世界第三。航空自衛隊作戰飛機的數量超過義大利，迫近德、英、法。總之，日本自衛隊已發展成為一支兵種齊全，武器裝備先進，作戰能力較強的軍隊。

第二，維持高額軍費，加緊採購先進武器裝備和發展高精尖軍事技術。日本的軍費開支一保持直在400億美元左右，位居美國之後，名列世界第二。多年來，日本防務預算始終是加大投入，穩步增長。20世紀90年代後，其勢頭仍舊不減，年增加軍費平均達到3億多美元，其中1990和1991兩年增幅最大，分別比上一年增長了6.1%和5.45%。日本防衛廳計劃2001——2005年撥款2287億美元用於自衛隊建設，比上一個五年軍備計劃增長3.8%，其中武器裝備費為360億美元，佔國家總預算的6.1%。2002年度達460億美元。2004——2005年度，其軍費預算達到4.96萬億日元。航空自衛隊已採購223架F—15戰鬥機和E—767AWACS（空中預警與控制系統）。海上自衛隊已經擁有4艘裝備美制“宙斯盾”“金剛級”驅逐艦，它能利用電腦系統同時跟蹤多個空中目標，並能自動評估目標的威脅程度和設定攻擊的先後順序，對20多個目標同時發射艦對空導彈。日本自衛隊有七項引以為自豪的地方：1、具有世界最強的海上掃雷部隊，掃雷技術和能力世界第一；2、反潛作戰能力是海上自衛隊的看家本領；3、常規潛艇不遜於核潛艇；4、F—2戰鬥機是日本最先進技術的結晶，其性能優於F—15、F—16，是日本新一代多用途隱形戰鬥機；5、高技術導彈百發百中，令美軍震驚；6、F—15戰鬥機的一流飛行員和維護員保飛率為90%，而美國只有80%。7、自衛隊官兵的文化水準世界第一。

第三，竭力強化日美軍事同盟，提高日軍在日美防務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1997年9月，新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出臺，明確將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和南沙群島未來戰事包括在其範圍之內。1999年5月，日本通過《周邊事態法案》，不僅將防衛範圍可以任意擴大而且可以為美軍提供後勤支援。2003年6月，日本通過“有事三法則”，認定日本首相在危急時刻可不經過國會同意直接派部隊採取軍事行動；12月9日，日本政府正式決定向伊拉克派遣自衛隊。此舉一是強化日美同盟，二是表明日本爭做政治軍事大國的決心。

第四，調整軍事戰略，改“專守防衛”為“海外干預”和先發制人。1970年，日本正式確立了“專守防衛”軍事戰略，其地理範圍只能限定在日本本土，行使武力的條件是受到武力攻擊之後。海灣戰爭以來，日本通過《關於發生周邊事態法案》、《自衛隊法修訂法》等，日本自衛隊的戰備任務增加了“海外派遣”和“支援美軍軍事行動”的內容。1997年簽訂的《日美防務合作指針》把行使武力的條件改為從“遭敵入侵後”提前到“受到敵人威脅時”。2003年2月，日本防衛廳長官石破茂提出對“潛在威脅”實施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伊拉克戰爭爆發後，日本政府抓住美國要求日本支援伊拉克戰爭這一時機，于6月6日參院通過“有事法制”相關三法案；7月26日在國會強行通過《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別措施法案》，從而以法律的形式為日本向海外派兵鋪平了道路。2003年12月19日，日本政府在一天之內作出三大決定：下令向伊拉克派兵、撥款65億美元建立部署導彈防禦系統、提出修改《防衛計劃大綱》“構想”。2004年12月10日，日本通過新防衛計劃大綱，不斷為擴軍尋找藉口，不惜以鄰為敵，從而徹底終結了戰後實施了50多年的和平主義政策。2005年2月19日，日美兩國發表“安全協商”會議聲明，明確美日安保涵蓋台灣，日本想要向世界表明，它不僅是一個經濟強國，而且也是一個軍事強國。

日本未經聯合國授權就向一個很難被稱為“非戰場”的地區派兵，這遠非例外措施的向外派兵行動，是日本未來一系列軍事行動的前奏。日本防衛廳長官石破茂説：“如果在伊拉克的行動取得成功，它就可以作為今後類似行動的範例。類似的行動必將是自衛隊的主要任務之一”。小泉純一郎所説，“‘有事法制’的通過，是‘日本政治史上劃時代的事件”。可以説，這是日本軍隊性質和職能大轉變邁出的重要的第一步。

然而，日本這樣急於向世界展示軍事力量的同時，恰恰給自己帶來了很大的負面消極影響。德國《南德意志報》2004年12月11日發表評論説：“一個甚至不能維持自家門口穩定的國家，倒想在聯合國搞世界政治。……日本在得到它所渴望的正常關係前，必須贏得從前交戰國的信任。樹敵和巧立名目的擴軍（指新《防衛計劃大綱》在這方面有害無益”。的確如此，第一，日本重返“軍國之路”，無疑增大亞洲、太平洋地區各國對日本的疑慮和不安，因為日本至今還沒有對過去的侵略歷史認真反省。第二，在政治上顯示出日本缺乏主見，因伊拉克恐怖活動增多，小泉對派兵問題也曾猶豫過，由原來的堅決派兵到“看看情況再作決定”，拉姆斯菲爾德2003年11月訪日後，日本在美國的壓力下又作出了出兵決定。這與政治大國的想法南轅北轍。

李光耀對日本派兵海外撰文指出：“准許日本再次派兵到國外，就好象拿巧克力味的烈酒給醉鬼喝。一直不沾唇的日本人一旦再喝上，要阻止他們可就難了……我們雖然相信（日本）年輕一代的價值觀已經變了……但是我們憑哪一點可以保證，他們在陷入絕境的時候，如石油或市場的道路被切斷——不會祭出他們祖輩的那股子狂熱？”否認侵略歷史必然容易重蹈覆轍，這是一條規律。亞洲人對日本心存疑慮，也是必然的。